浸礼运动是大规模的运动，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显示，但是卡尔·穆勒在他的著作中赋予了浸礼运动一个应有的地位，这就是其《教会史》中的优点之一。与其他教派相比，浸礼教派在教会残酷无情的迫害中是受难最多的，这是因为它希望自己变身为特殊意义上的一种教派，甚至近一个半世纪以后，由于同它有一定联系的未世学实验在明斯特市的惨败，使浸礼会在世人面前声名狼藉，并且由于它在产生后经常受到压制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所以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它的宗教教义才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假如他们能够自始自终地坚持这些原则，那么其神学色彩必然会更加浓厚，因为这些原则反对那种将对上帝的信仰看作是科学而专门发展的。这种理念自然使老一代职业神学家感到不悦，即便在当时也一样，浸礼会不会给他们留下丝毫印象。但更多的近代神学家也同样采取这种态度。

    此处可参见前面注释。

    对于它们的起源和变化，可参见A．理敕尔所著的《论文选集》第69页。

    对于浸礼会来说，他们当然一直拒绝接受教派的称号，因为他们在《以弗所人书》的意义上确立了教会。但是根据我们的术语，他们不仅是由于缺乏同国家的联系而组织的一个教派。在早期的基督教中，国家和教会之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贵格会(巴克莱)的理想，因为对于他们，就像对许多虔信教派一样，只有基督教教会具有毋容置疑的纯洁。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加尔文教，甚至天主教会也都一样被迫赞成政教分离，或者接收国家的控制，或者是将基督教凌驾于国家之上。它们并不属于教派，因为实际上，入会是通过会众与候选人订立的契约来实现的。在荷兰新教团体中，就存在这种情况，它与旧的教会法规相一致。(可参见霍夫曼《尼德兰宗教改革的教会宪法》，莱比锡，1902年版)。

    这里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标志，康涅利斯，上面引用其著作已经证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符号对于保护教会组织是多么的重要。

    对于在门诺派关于称义教义中有一些与之相似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就不考虑了。

    对于这个观点来说，它或许是讨论其他宗教问题兴趣的基础，例如基督化身问题，他与圣母玛丽亚的关系问题等。这种宗教兴趣往往作为一个主要的纯教条部分，在最古老的浸礼会文献中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与路德宗(在所谓的“未受教育的人的交往”教义中)在基督学上的区别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种宗教兴趣之上的。

    这里特别体现了最初甚至不容许同被开除教籍的人进行交往的禁令。对于这一点，加尔文教甚至做出了很多让步。从原则上说，他们认为精神上的责难并会对世俗的事务造成影响，见下文。

    贵格会是如何将这个原则应用于看上去十分琐细的形式上的(例如拒绝脱帽、下跪、鞠躬和使用正规的称呼等)，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基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所有禁欲主义，所以真正的禁欲主义总是与权威形成对立；在加尔文教中，体现在只有基督才能统治教会的一切原则；而在虔信派中，人们仍然记得斯彭内尔，他曾经企图为担任圣职所必须具备的资格而找到一种符合《圣经》的证明。

    毋容置疑，对于浸礼派来说，已开始就仅仅只是基本符合新约，而不符合旧约。例如《基督的登山训道》更享有特殊的声誉，它已经成为全部派别的社会伦理纲领。

    除此之外，就连斯温科菲尔德也将履行圣礼当作是一种形式，但是一般浸礼会和圣餐派仍然严格地坚持洗礼和圣餐，另外门诺派还坚持洗脚。

    对于这一点，各浸礼会派特别是贵格会参考了加尔文在《基督教原理》卷三第2页中的声明，其实书中可以发现与浸礼会教义有关的非常清楚的建议(此处可参见巴克莱《为真正的基督神性辩护》第四版，伦敦，1701年；爱德华·伯恩斯坦友好地为我提供了使用此书全部便利条件)。上帝传给主教、先知和使徒的圣经同他们书写下来的圣经之间年代久远的区别，虽然与历史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它与浸礼会的启示的观念联系得十分紧密。机械的神灵启示的观念以及与其相伴随的加尔文教严格的圣经约束，正是他们在16世纪在同一方面努力后的结果，对于这一点而言，就好比浸礼会的贵格派精神，教义所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直接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结果。

    为了反对索西尼派的一些倾向，这一点被大力强调。对于上帝的一切自然理性是一无所知的(参见巴克莱上引著作，第102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意味着在新教别处中，自然法则的作用发生了改变。一般的法则和道德规范在原则上应该是没有的，这是因为人人都具有的各自不同的事业实际上是上帝通过良心而赐予他的启示。我们应实行的善并非是自然理性一般意义上的善，而是应实现铭记于我们心中的、通过我们的良心而得知的上帝的意志(参见巴克莱第73、76页)。道德的非理性来自被人夸大的神性与人性的差异，它在这些贵格会伦理观的基本信条之中被体现了出来，“如果一个人做出了违背自己信仰的事情，那么他就不会被上帝所接受，即使他的信仰或许是错误的，他的行为在别人看来是合法的。”(参见巴克莱第487页)当然，这在实践上也是不能够被确认的。“得到一切基督徒承认的永恒的道德法规”，例如对巴克莱，就是宽恕的临界点。

    就这一问题，巴克莱证明，这种想象具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原因是，没有这种可能“就不会存在那种圣徒们能够自由怀疑、绝望的地方，这种设想是荒诞的”。显然，它也是“唯一的确定性”的基础。所以，巴克莱才能够得出这样的证明(上引著作，第20页)。

    这样，在生活理性化的问题上，在加尔文教和贵格会之间存在着类的差别。对于这种差别，巴克斯特作了系统的阐述，在他看来，贵格会认为精神同时作用于躯壳和灵魂，而在加尔文教中，最具代表性的原则便是“理性与精神乃是相互联系的原则”(参见《基督教指南》卷二，第76页)。这样，上面所说的这种差别在他的那个时代里，在这个形式中再也不存在了。

    克莱默在《新教神学与教会的真正百科全书》一书中精心写成的“门诺”与“门诺派”两条中也是这样的，特别是在第604页中。虽然这些文章写得漂亮至极，可是在同一百科全书中，“浸礼会”这一条却不能说是很深刻的，并且其中一部分还是错误的。比如它的作者对于《汉斯德·诺利协会期刊》一无所知，而想要了解浸礼会的历史，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根据巴克莱(上引著作，第404页)的解释，人的吃喝与获取属于自然活动而非精神活动，在进行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并不需要获得上帝特别的恩准。之所以这样解释，是为了回答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与此相反的意见——根据贵格会的教导，如果没有得到圣灵的特别恩准，就不可以进行祈祷或是耕作。当然，极富意义的是，即使在近代贵格会议的决议中，有时甚至也会出现这样的建议，即要求人们在获取足够多的财富之后就必须从商业推出，从而从这个碌碌的尘世里推出，这样才能够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上帝的王国中。然而，有时相同的思想也会出现在别的派别中，其中包括加尔文教；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使用伦理观为这些运动所接受，是将最初的那种逃离尘世的禁欲主义应用于尘世之中。

    在维伯伦的著作《商业企业理论》中，他认为这句格言属于早期资本主义。然而，那些始终存在的、像如今的工业界巨头那样的经济超人是不能用善恶来评价的，不过这句格言在位居其下的各阶层的广大商人中依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