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此，我们再次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爱德华·伯恩斯坦(上引著作)的精彩述评，在别的场合里，我们将返回到考斯基关于浸礼会运动的深重肯綮的论述以及他对于异教共产主义理论的总的论述上来。

    托马斯·亚当斯曾说过：“就世俗行动而言，多既是好；而对宗教行动来说，只存在最好”(参见《清教神学家文集》第138页)。仔细看来，这句话比它原本的含义更加强烈。它表明了清教徒的诚实不过是形式上的法律义务。如果从教育的角度对这个主题进行论述，其中比较好的可以在《普鲁士年鉴》一书的第112卷(1903)第226页中找到。而清教伦理的形式主义反过来又成了这种伦理观同法律关系的一个产物。

    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可在下文中找到。

    这作为新教禁欲主义经济重要性的原因并不适用于加尔文教和少数派。

    教义基础的不同与最重要的实际利益的获取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在这里进行讨论，将会在最后分析基督教总的历史特点的时候进行阐释。

    巴克莱曾说过：“因为上帝将我们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见上引著作第357页。在哈俄福德学院，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贵格会徒的布道，他在布道中强调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圣徒的解释是独立的。

    在道顿的著作(同上)中，有一些对于巴克斯特性格的描写，十分精彩。《清教神学家文集》一书中选录了巴克斯特的作品，并且还附加了导言。这段导言介绍了他在放弃了双重天意信仰之后的神学观，看起来还说得过去。巴克斯特试图调和普遍救赎和个人选召的做法不能令任何人感到满意。然而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甚至在这个阶段，他依然坚持个人选召——坚持预定论伦理的核心。此外，他对于绝对预定救赎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这就为人因信得救留有了一定的余地。

    约翰·豪，M．亨尼，亚当斯，巴克斯特，丁·詹韦，S．查洛克，班扬的宗教小册子和布道文都已被收集在了十卷本的《清教神学家文集》(London，1845—1848)中，只不过在选编的标准上不免有专断的嫌疑。至于贝雷、西季威克与胡伦伯克著作的版本状况已在前面进行过说明。

    我们也有理由将弗埃特和其它一些大陆国家世俗禁欲主义的代表人物都包括进去。布伦塔诺提出的有关世俗禁欲主义运动具有纯粹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色彩的主张根本就是错的。我选择这些作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尽量对17世纪后半期的禁欲主义运动作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介绍。然而可惜碍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用丰富的传记文献将禁欲主义新教的特别风貌一一呈现出来，虽然这项工作是那么引人入胜；因为对德国来说，贵格派相对要陌生一些，因此我在本文中将特别偏重于他们。

    因为是这样的，对于G．弗埃特的著述，胡格诺宗教会议或荷兰浸洗礼派的文献资料，我们是完全能够采用的。不幸的是，索姆巴特与布伦塔诺看到的仅仅是巴克斯特思想中的伊便尼派成分。当然，对于这一点，我本人也一贯相当重视的，我认为它说明了在巴克斯特学说中包含有毋庸置疑的资本主义般的怯懦。然而，(1)为了将这部分资料使用得当，我们有必要先对其所有内容进行一番深入了解；(2)不容忽视的是，我早就打算说清楚：虽然这种禁欲主义宗教倡导反拜金主义，可是它的精神实质却直接导致了经济理性主义的产生，就像它在君主专制国家中所表现的那样。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它大力提倡作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核心的彻底理性的禁欲动机。全文的宗旨全在于此，而本文也将要就这一事实进行论述。

    加尔文的著述也是这样的，不过他并不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有力支持者(此处可参见他对威尼斯和安特卫普两座城市所进行的猛烈的抨击。此处可参见《反异教大全》，III，140a，308a)

    此处可参见《圣徒永恒的安息》，第十、十二章。并且可以与贝雷(《虔信的行为》182页)或亨利(《灵魂的价值》，见《清教神学家文集》，182页)相比较。“那些对世俗财富热衷追逐的人藐视自己的灵魂的原因，不只是由于他们忽视灵魂的存在而一味地崇尚肉体，而是由于灵魂也被他们用于追逐财富了”。然而在同一页上也发现了此种说法：一切对时光的浪费，尤其是通过娱乐消遣的方式虚掷光阴的都属于罪孽。相似的观点也在几乎所有英国一荷兰清教徒的宗教文献中出现过。可以参阅胡恩伯克的著作(同上，第四、十章)《痛斥贪欲》。

    这是因为，不但是财富，甚至连对它的追求(或是过去的追求)都遭遇了一样严厉的谴责。1574年，当时是在尼德兰，在回答一次询问的时候，南荷兰宗教会议宣称：高利贷者严禁进入教会，就算这种行业是为法律所认可的也不可以；在1598年的德温特省会议(第二十四条)上，将该禁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将高利贷者的雇员也包括在内。而1606年的科里奇姆会议还对高利贷人的妻室的入教条件制定了带有侮辱性质的规定。有关伦巴德街的金融家们是否被允许入教的问题(因为危及布伦塔诺，所以他只得将自己的天主教祖先抬出来以资证明。事实上，在整个欧洲世界，外国商人和银行家早已存在了几千年了)直到1644年和1657年依然是人们讨论的话题。G．弗埃特(《Disp·Theol》.VI．1667年，《高利贷人》，665页)还是想要将如伦巴德街的金融家们这一类的资本者阶层完全排除在教会之外。持相同立场的还有胡格诺会议。这类资本者阶层并不在本文所关注的哲学式道德品行的典型代表的行列，并且他们同古代以及中世纪相比，也毫无新奇之处。

    在《圣徒永恒的安息》一书的第十章中，对此有过一段详尽的阐述：如果有人想要依靠上帝赐给他的财富而贪图安逸的生活，那么他在今生今世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洋洋自得地安享已经到手的财富，这无外乎标志着道德上的堕落。就算尘世间的一切，我们都获得了，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全部？我们在尘世上的渴望和欲念永远都不能得到满足，这是上帝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