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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巴克斯特坚持不懈地反复申明这一主张。他所列出的往往是《箴言》里我们从富兰克林那里已经了解过的篇章(xxii，2P)，或者是赞扬劳动的某些段落(XXXi，16)，在这些文字里寻求圣经的依据(可参见：同前书，Ⅰ，377，382等页)。

    对此，连亲岑道夫也曾说过：“劳动并不是为了生存，生存的目的却是为了劳动。如果无所事事，那么人或是会遭受痛苦或是躺下休息。”(参见普利特的著述，同前书，Ⅰ，428页)

    摩门教的信条之一，也同样采用下列话语作为结束语：“那些懒鬼闲汉无法成为基督徒，并且不会获救，他们注定终身要被打翻在地，然后逐出蜂群。”但是，在摩门教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介于修道院与工厂之间的庄重修行，它强迫人们在劳动和毁灭之间做出一个抉择，这样也就形成了该教派辉煌的经济成就。当然，它的成就离不开宗教激情的配合，而且只有后者才能发挥其作用。

    所以(见同前书，Ⅰ，380页)，巴克斯特对它的种种表现做出了详细、认真的分析。懒惰，懈怠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是因为它们具有积羽沉舟的特点。他甚至称之为“毁灭神思者”(同上，Ⅰ，279—280页)。也就是说，它们和勤俭有序的人生背道而驰。

    此处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的注释。

    此处可参见巴克斯特(同前书，Ⅰ，108页以上)。下面这种说法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那么财富是否使人负于劳动？’”回答：‘财富可以使你从事更加有益于他人的工作，从而使你避免做一些肮脏污秽的劳作，但是你必须像最穷苦的人那样劳动。’”另见367页，“尽管他们(富人)没有承受丝毫的外在压力，但是他们仍然要服从于上帝……因为上帝已经严格地命令人们要从事劳动”，第四章，注释47。

    对此，斯彭内尔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同前书，Ⅲ，338页)。由此他提出过早退休的思想是违背道德的，当他在驳斥那些对获取利息报以不同的看法时，强调：一切依靠利息为生的人也必须遵从上帝的圣训而从事劳动。

    这里也包括虔信派。只要涉及与改变职业有关的问题时，斯彭内尔的立场是：如果人从事了某种职业后，能够坚守它，那么这种职业也就成了服从神意的责任。

    我曾在《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的有关文章中指出：印度的宗教学说提倡来世转运原则，倡导人们在其经济生活中要听天由命，一切都要顺从命运的安排。这种学说的力量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它是印度人的全部行为支柱。这说明了在单纯的道德理论与某种从内心深处赞同某些类型的行为的宗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此处见巴克斯特(同上书，Ⅰ，377页)。

    但是这里并不表示在历史上，清教徒的观念是由后者派生出来的。与之正好相反，它也是道地的加尔文教思想的具体表现。依照加尔文教的特征来说，整个宇宙都服务于上帝的光荣。后来这种思想之所以转为功利主义，并且主张经济秩序服从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公共利益等等，乃是出于这种考虑：对于这种思想的所有解释，必将引发贵族化的世俗偶像崇拜，或者至少也是不能为上帝的荣耀增添光彩而只能满足于世俗文化目的。

    亚当斯指出：“朝三暮四的人即使是在自己的家中也同路人没什么两样。”(参见《清教神学家文集》，77页)

    对于这一点，可参见G．福克斯在《教友丛书》(W．&T．Evans出版社，费城，1837年，Ⅰ，77页)中的论述。

    这里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要将这种伦理观认为是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哪怕当时的英国存在各行业专业化的倾向，但其程度也一定不及中世纪的意大利。

    这是因为，就像清教徒文献中所指出的，上帝并没有命令人要“爱邻甚至于爱己”，他所要求的只是爱邻若爱己。所以，尊重自我也是一种责任。比如说，如果有人能够指点他的邻人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其产业，更能增加上帝的荣耀，那么他没有必要遵从与邻人共同分享财产的博爱义务。

    这种看法也是斯彭内尔所提倡的。但是对于是否应该由经商转向研究神学这一问题，他也含糊其辞说不清楚，但是总体上说是持反对态度的(同前书，Ⅲ，435，443页；Ⅰ，524页)。依照他难免偏激的看法，人们反复试图解答同一个问题，从侧面上说，这也表明了对《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不同解释所具有的重要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