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尔的描述中，与这一点的对比经常再现。清教徒在对待所有事物的态度上，宗教动机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重要作用)。在维恩斯劳伯管辖范围内的殖民地大多倾向于允许绅士，甚至那些拥有世袭贵族头衔的上流家族定居在马萨诸塞，但是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绅士们一定要拥护教会。因为教规，这个殖民地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信奉英国国教的大商人建立了新罕布什尔和缅因的殖民地，他们在那里开辟了大型的牧场。但是他们与清教徒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联系。早在1632年，就有人抱怨新英格兰人是特别唯利是图的(此处可参见维顿的《新英格兰经济和社会历史》卷一，第125页)。

    这里贝蒂也提到了这一点(参见《政治上的运算》)，目前掌握的所有资料都无一例外地将特别是清教宗派主义者，浸礼主义者，贵格会的成员，门诺派等归结为某一程度上的无产业阶级，从另一种程度上来看，他们又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并且将他们与大商人贵族和金融投机家进行对比。但是这个小资产阶级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特征的发源点，这种特征并不源于大金融巨头，垄断资本家，政府订约人，国王债权人，殖民地企业家，创办人等。而这一特征就是：中产阶级以私有财产为基础，来组织工业劳动(此处可参见安文的《十六、十七世纪工业组织》，1914年伦敦出版，第196页及以下诸页)。如果要弄清楚连当代人都全然不知的这一区别，那么可以参较帕克的《有关清教徒的论述》，1641年，这本书中还强调了创办者与支持者的差别。

    此处可参见夏卜利斯的《贵格会教徒的试验性政府》，1902年，费城出版。这本书从18世纪，尤其是独立战争时期的宾夕法尼亚政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

    此处由骚塞在《卫斯理的一生》第29章中引用(美国第二版，卷二，第308页)。幸亏有亚斯理教授的来信，使我知道了这份参考资料。为此，我也将这本书告诉了恩斯特·托罗尔奇，他已采用了此书。

    此处的这段话可以推荐给那些认为自己对于这类事情知道得更多的人阅读一下。就像我们所了解的，这些领导人和那个时代的人对于自己做的事情十分清楚，并且知道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危险。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像批评我的一些人那样，为这种无可争议的事实进行这般不负责任的辩驳。对于这些事实，从来没有谁提出过异议。我所做的这些的目的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弄清楚他们的潜在动机。

    对于古典的清教徒来说，这种情况也是同样出现过，而且这一点在班扬笔下的那个嗜钱先生的话中更清楚地表达出来了：人可以为了发财，例如为了吸引顾客而成为信徒。因为信奉宗教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们都没有什么区别(参见道克尼兹版，第114页)。

    特别指出的是，笛福是一个热诚的不从国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