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永安里仁义路54号楼上，吴石与朱枫再次接头，交换情报。

    吴石将一卷缩微胶卷交与朱枫说：“这是蒋军在台团以上军官名单，以及各部队兵力、番号、部署情况等，请你通过香港转往上海。”

    朱枫接过说：“吴伯伯放心，上次转送的一批绝密军事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了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手里，很安全，对打破国民党军的军事封锁、解放沿海岛屿起了很大作用。”

    吴石说：“金门登陆战后，岛内形势一时逆转，一些准备参加反蒋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信心有所动摇。你要小心。”

    朱枫说：“我来台的任务已经完成，接受上级指示，准备暂时离台返回大陆。”

    吴石关切地问：“你准备什么时候走？要不要我帮忙？”

    朱枫说：“我准备明年1月走，需要帮忙时我会找你。我联系的几位高级军官态度有变化，你也要小心。”

    这时，台湾岛内的地下工作形势的确严峻。

    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刚接任台湾省主席不久的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自5月20日零时起实行全省戒严，除基隆、高雄、马公三个港口在警备司令部监护下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该“戒严令”还严厉宣布有下列行为者处死刑：造谣惑众者，聚众暴动者，扰乱金融者，抢掠财物者，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鼓动学潮、公然煽动他人犯罪者，破坏交通通信器材者，妨害公众之用水及电器煤气事业者，放火决水发生公共危险者，未经允许持有枪弹及爆炸物者。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时期，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先例。

    蒋介石到台湾后，首先建立健全了情治系统，将情报、特务工作交给了儿子蒋经国掌管。1949年7月，蒋氏父子从大陆到台湾高雄后，曾召集各特务机关负责人和嫡系开会，决定秘密成立一个名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核心组织，并指定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陶一珊、彭孟缉、魏大铭等人为委员。以唐纵为召集人，负责筹组机构。“政治行动委员会”于同年8月20日在台北圆山正式成立，它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充实强化。

    1950年8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唐纵出任主任，“政治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一职便由蒋经国接替。该机构到了蒋经国手里，便由秘密的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名字听起来不响亮，它只是“总统府”机要室的一个小小资料组，但因为庙里菩萨大，这个小“庙”的权威也就波及台湾党、政、军、特各部门，没有哪个机关不对它另眼看待。

    当时，“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归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中将领导，他虽是黄埔系，但资历浅，无法领导特务工作，便向蒋介石推荐了蒋经国。这正中蒋介石下怀，蒋介石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正式交给儿子掌管。蒋经国接管后，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置于“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之下管理。他向来雷厉风行，对国民党原有的情报机构进行了彻底改造，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以对大陆情报搜集和布建反共工作站为主要任务。蒋经国控制下的情报机构权力无边，国民党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然而，蒋经国主管的特务机构却能指挥国民党。在有限的台湾岛横行着“调查局”“保密局”“军情局”“宪兵”“总政战部”“国防部二厅”“台湾省警务处”等多重特务体系。为了加强控制，特务机构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遍布眼线，并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

    蒋氏父子首先对台湾岛内所谓的“匪谍”进行残酷的镇压。在“戒严”体制下，蒋介石抛出了“保密防谍”的口号，对所谓“匪谍”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出现了无数冤案。有“共谍”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丢到海里。翻开1950年台湾的报纸，以“匪谍”案为题的报道，一周出现好几次。据台湾当局官员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三百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如同在国民党大陆时期的南京雨花台，成为大屠杀的刑场，白色恐怖令人发指。

    台湾实行五户连保制度，秘密警察和特务机构遍布全岛。台北街头、火车站、汽车站，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电影的第一条字幕就是“通匪者杀”。

    据估计，1950年至1954年，台湾有数千名本省和外省优秀青年遭到杀害和监禁。后来一位台湾著名作家在《啊！那个时代，那些人……》一文中写道：“对在台湾的事实和想象的中共地下党恐怖扫荡，集中、全面地从1950年至1953年进行了三年。被枪决的有三千到四千人；长期监禁和有期监禁者八千人到一万人。但在实际上，以‘匪谍’罪遭到形形色色的罗织坐罪的政治性逮捕、拷问和处决、监禁，终三十余年戒严时代未尝中断。”

    在台北离七星山西侧不远的竹子湖附近，有许多中西合璧的豪华别墅，其中的一幢是毛人凤在台北的一处秘密官邸。

    晚上，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迈着急促的脚步走进来。他虽然经常出入这座秘密官邸，但官邸室内的富丽堂皇还是让他瞠目。

    毛人凤望着毛惕园，示意他坐下。

    毛惕园摘下警帽，坐在沙发上。特勤卫士送来两杯咖啡，立即悄然退下。

    尽管毛惕园是毛人凤的亲信，但和孙立人也有较深的私交。毛惕园奉命暗中监视孙立人，他两头应付，心中十分为难。

    “惕园。”毛人凤直呼其名，他的声音流露出明显的不满，“这段时间，老头子十分关注孙立人的行动，常打电话责问我，说莫非你们这些人也心有异动？”

    毛惕园忙说：“这怎么会呢，老头子太多心了。”

    毛人凤说：“老头子还说得更狠，说莫非孙立人的铁头和美国人的支持吓破了你们的胆？莫非你们也想置党国利益于不顾？我对老头子说：卑职不敢！我们正在努力加强对孙的控制……可是惕园呀！”毛人凤加重语气，又猛地顿住。

    毛惕园望着毛人凤责备的目光，一声不敢吭。

    “还有，”毛人凤点燃一支烟说，“叶翔之向我报告，说岛内发现中共台湾工委主要负责人的蛛丝马迹，这更是一种威胁！如今，通过美国这个干爸爸，手握兵权的孙立人已有异动之嫌，再加上个什么中共台湾工委，老头子咋吃得消？你我身为保密局的高级长官，在这些问题上迟迟无所作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毛惕园感到脊背阵阵发凉，放下咖啡，惴惴说：“人凤兄，最近我增加了便衣力量，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目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结果仍是毫无进展，让我失望。”毛人凤打断毛惕园的话，盯视着面前的特勤室主任，一字一句地问，“阳明山那辆可疑汽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真正目标是什么？是无意闯入，还是蓄谋行刺？策划者又是谁？这些你都搞清楚了吗？”

    “不知道。”毛惕园低声说，“事后都循线索追查过，但整个台北八辆林肯牌轿车的拥有者，都是些权位显赫的人物，均未发现可疑之处，只是……”

    “只是什么？”毛人凤盯着毛惕园问。

    毛惕园谨慎回答：“直觉让我感到那个吴石有些问题，但此人身居国防部参谋次长高位，人缘又好，我怕毫无根据地怀疑，弄得不好反而加害自身，不过这个人非同一般……”

    毛人凤咬咬牙说：“那就盯住他！”

    台北捷安会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玩乐之地。这一日，捷安会馆照例是宾客满座，台湾情报机构的两个重要角色——特别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和保安处处长彭孟缉也夹杂其间。他们正坐在角落里密谈，样子装得很闲在。

    小茶几上放着两杯威士忌，两人都叼着哈瓦那上等雪茄，吞云吐雾，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在暗中较劲。

    “报告！”叶翔之的副官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叶翔之回头问：“什么事？”

    “处座！”副官伸长脖子，小声报告道，“我们的人刚刚在海上抓到一个可疑的女人，有‘匪谍’之嫌。她是从海上前往秘密接头地点时，被我们的巡逻快艇截住的。”

    彭孟缉竖起耳朵听，眼睛瞅着叶翔之。

    叶翔之大感兴趣：“这个人现在何处？”

    副官说：“就在行动处。”

    叶翔之在烟灰缸里按着烟头说：“好吧，我马上来。”

    副官走后，叶翔之转身对彭孟缉笑道：“你瞧，孟缉兄，买卖来了！”

    彭孟缉接话说：“干我们这一行，没有买卖就要失业。”

    叶翔之拱拱手说：“是呀，那么失陪了。”

    彭孟缉口是心非地说：“祝你好运！”

    叶翔之优雅地起身，尽量避免刺激同行。

    叶翔之的身影刚一消失，彭孟缉就小声骂道：“王八蛋，又让你抢了头功！”

    被特别行动处抓住的是台湾工委外围组织发展的成员，当叶翔之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已经被侦讯室的人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叶翔之瞪着小圆眼睛把这女人前后看了个遍，不说一句话，满面狰狞之色。

    令人猝不及防，他一把揪起她湿漉漉的头发，迫使她失神的眼睛面对着自己。他用另一只手卡住她纤细的脖子，吼道：“你到底是什么人？说！”

    那女人有气无力地说：“渔民的婆姨。”

    叶翔之恶狠狠地说：“你要说半句假话，我马上掐死你！我很快就会搞清楚你到底是谁的婆姨！来人。”

    副官应声而至。

    叶翔之命令：“你马上带人去棚户区找到她的家，进行搜查，若情况与她的话有出入，就把她的全家都给我弄来！”

    副官答应一声：“是！”

    这位渔妇的丈夫倒真是个老实巴交的“渔老大”，可是已在半年前的海啸中丧生，丢下她和三个孩子相依为命。不久前，她认识了在基隆河棚户区开展地下工作的一名中共党员，被秘密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现在，叶翔之派人去她家搜查，她预料，自己的谎话马上就要被识破，三个可怜的孩子厄运难逃了。

    果然，一小时后，两个幼小的孩子被抓来，只有十五岁的大儿子阿松没被抓到。

    两个幼小的孩子见母亲被打成这样，哭叫着呼喊着：“妈妈！妈妈！”

    母子相见，抱头痛哭。

    眼看孩子落入虎口，这位渔妇受不住了，梦呓般地说出了接头暗语：“蒙山茶……蒙山茶……”

    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破获、捣毁，“蒙山茶”是一条线索，《光明报》是另一条线索。1949年7月，有人拾到一份共产党的宣传刊物《光明报》，转交给台湾省主席陈诚。蒋介石获悉后大发雷霆，立即召集三大情治机关重要干部开会，并限期破案。高雄警备队抓到四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学生供出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是共产党员，同时担任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被捕后，虽然坚贞不屈，却在不经意间问了一句“老郑怎么样了”。特务机关又抓到了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从他嘴里套出了“老郑”的地址，“老郑”被捕。这个“老郑”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1950年1月，中共台湾工委领导人蔡孝乾被保密局抓获。五花大绑的他被特务推搡着，走出小巷。

    蔡孝乾被捕后乘隙脱逃，保密局知道他好色，必然会同其姘居的小姨子马雯娟会合后再离台。于是，侦防组凭借蔡孝乾身上搜得的马雯娟照片，到警务处梳理所有申请离台者的照片，结果在一大堆已批准离台者的照片中，筛出了马雯娟，她欲离台赴定海。在文件角上还留着一张托办出境者的名片，那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的，而马雯娟的住址填的是杭州南路。

    三个月后，蔡孝乾再次被抓后就扛不住了，投降招供了。他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国民党当局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台湾工委高雄市工委会”被侦破，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会”所属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庄识宰等十八名，蔡国智、于开雄等八人，梁清泉、何玉麟等九名地下工作者也先后被捕入狱。12月，“台湾省工会”的张志忠、李法夫妇及谢富被捕并判死刑。共产党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变节，导致岛内四百多名共产党员被捕，与中共有关系的一千八百多人被捕，多数遭枪决。中共在台力量基本瓦解。这个重创显示，当时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发展太快，成员复杂，而且缺乏严格的党纪约束，往往是一人被捕，便提线般地把联络人一一供出，最后导致一条联络线的多人被捕。

    由“中共台湾省工委案”，又牵出中共在台湾的最大潜伏者吴石，制造了惊动台湾全岛的“吴石案”。

    原来，蔡孝乾小姨子马雯娟住址填写的杭州南路，是台湾电力公司的招待所。这所住宅是吴石初来台湾时向电力公司借住的。查到聂曦名下，又发现聂曦是吴石旧部，过去在国防部史料局任总务组长，赴台后由吴石安插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交际科长。聂曦交代出境证是吴石太太托办的，杭州南路地址也是吴太太填报的。就是说，吴石的部下聂曦帮蔡孝乾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吴石被保密局紧紧盯上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蔡孝乾被捕时，公文包里的记事本上一串名单有“吴次长”三字。保密局长毛人凤判断，“吴次长”者，“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也。保密局还发现，蔡孝乾身上一张十元的新台币上，写着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便是他直接联系的朱小姐——朱谌之。于是，黑手伸向了朱枫！

    夜晚，凄厉悠长的警笛声，不时从吴石官邸窗前响过。

    吴石一惊，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他踱到窗前，眺望着漆黑的夜幕，警惕着，思索着。

    吴石清晨早早起来，对副官王正均说：“昨夜警车响了一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你悄悄出去看看。”

    王正均悄悄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来说：“长官，大街上警车很多，乱糟糟的，好像在抓人。”

    吴石心中一沉，没有说什么。

    当晚10点左右，吴石从办公室回来，刚一进门，就听到电话铃大响。

    他一惊，一把抓起话筒，听到一阵急促的喘息。

    话筒那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喂！吴伯伯吗？”那是朱枫的声音。

    吴石对着话筒说：“是我，表侄女有什么事吗？”

    话筒那边急促地说：“表叔！是我，有急事……”

    朱枫是乘夜深人静、家人都熟睡了的机会，穿着睡衣摸到客厅给吴石打的电话。

    她有些惊惶，用明语急急地说道：“吴伯伯，组织暴露了，有人叛变！蔡书记也叛变了，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表叔，我请求您帮助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迅速撤离台湾。”

    接着她镇静下来又用暗语告知自己情况危急，并说想到“府上”求见参谋次长，有要事汇报。

    一会儿，朱枫来到吴石家，见到了吴石，焦急地说：“我们的小组已被破坏，现在他们（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你要注意安全。我想尽快离开台湾。”

    吴石镇定下来，安慰朱枫说：“你不要太着急，我尽快给你办理一张通行证，但要千万注意保密。明天晚上9点你来拿通行证。”

    朱枫说：“我们需要四张特别通行证，否则，我就走不了啦！”

    吴石说：“好吧，让我想想办法。”

    朱枫急促地说：“吴伯伯，要快，再晚就来不及了！”

    吴石说：“我明白，在什么地方交给你？”

    朱枫说：“老地方。”随即她告辞走了。

    朱枫走后，吴石大声叫道：“王副官！”

    “到！”王正均匆匆跑进来，“什么事，长官？”

    尖利的警笛声从窗前响过。

    吴石没有说话，在一张“国防部”便笺上匆匆写了几行字。写完之后，他又认真看了一遍，然后神色严峻地交给王正均说：“把这个带好，明天一早立刻去找李处长办理，愈快愈好，不得耽误，更不能出错！明白吗？”

    王正均答应：“是！”

    王正均被吴石严肃的脸色吓住了，当他看到手中的条子是写给“国防部”特检处处长李伯年，要求速办四张特别通行证时，心中更是惊诧不已。他不敢多问，转身离去。

    办完这一切，吴石像瘫了似的坐在书房那把棕色皮沙发里，仰着头，双目微闭，似睡非睡。

    整个官邸静悄悄的，尖厉的警笛声时断时续。吴石迷迷糊糊歪在沙发上，睡不踏实。

    凌晨，吴石睁开眼睛，只见王副官笔直地立在门边，一动不动，神情坚定而从容。

    “你怎么起得这样早？”吴石惊讶地问。

    王正均关切地说：“长官，你不是也一夜未眠吗？”

    吴石心中一颤，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站起来，伸了伸筋骨。王副官默默地看着吴石，吴石发现他有话要说的样子，就招呼他：“有什么话，坐下说吧。”

    王正均坐下了，宅后山顶上观音寺的灯光，照着他那张刚毅的脸，那双深沉的眼睛。

    “长官，”王正均嗫嚅道，“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吧。”吴石点燃一支烟，眼中射出犀利的目光。

    王正均问：“您是共产党的人？”

    吴石点头。

    王正均又问：“您这是为什么？”

    吴石说：“因为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一个对得起祖宗的炎黄子孙。”

    吴石见王正均眼里涌出泪水，伸出手去，在他敦厚结实的脊梁上轻轻拍了拍，然后慢慢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帷，望着曙光下的新店溪和灯海般的台北市，沉默了瞬间。

    吴石缓缓地说：“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的确是拿着脑袋去冒险，如果我有其他的办法，决不会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你是我的随从副官，只有你才能办到我想办的事情。”

    “不，长官！”王正均激动地站起来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早就决定，我也要像长官一样，做一个堂堂正正、对得起祖宗的炎黄子孙。”

    “你还年轻，”吴石慢慢转身说，“办完这件事，你也要尽早离开这里，我会安排的。”

    “不，长官！我死也不会离开您，在您身边，我愿意粉身碎骨。”王正均说着泪如泉涌，“二十四年前，我母亲在紫竹溪地主庄园的狼狗窝里，生下了我和弟弟，后来你救了我。自从来到您身边以后，我知道了什么叫正义的事业，也懂得了我该为谁而死。”

    吴石慈祥地望着副官说：“好了，你的心意我理解了，快去睡一会儿吧，一会儿还要去办证。”

    王正均挺挺胸说：“您放心吧，长官，我一定办到！”

    上午10点钟左右，王正均拿着吴石写的条子走进“国防部”特检处处长李伯年办公室。

    李伯年见是参谋次长亲自开的条子，很痛快地答应了，并按照吴石的要求发放了四张通行证。交给王副官时，他问道：“是吴次长的亲属要回大陆？要不要我派几个弟兄护送？近来海上可不太平。”

    王正均接过通行证说：“感谢处长好意，吴次长的亲属路上已有人关照。今后有什么事，请来找我。”

    李伯年说：“好说，好说。王副官，再会！”

    李伯年热情地把王正均送到特检处门外。

    回到吴宅，王正均将四张通行证交给吴石，吴石看了一眼，又交回王正均说：“王副官，你马上将证件送给李碧云。”

    王正均放好证件说：“是！”

    临行前，吴石吩咐道：“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尽量搞清楚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王副官郑重地点了点头说：“长官，您放心，我一定将此事办妥。”

    此刻，台北全市戒严，警车呼啸，警笛凄厉，保密局全体特工人员一齐出动，展开追捕。

    傍晚6时许，王副官匆匆回到官邸，满身热汗，神情略显紧张。

    他一进书房，吴石就急忙站起来，迫不及待地问：“情况怎么样？李女士他们安全离岛了吗？”

    王副官点点头说：“老长官，外面检查很严，但由于有特别通行证，一切还算顺利，没有出什么纰漏。李女士他们已经坐下午4点1刻的舟山客轮离开本岛了，我一直把他们送到了船上的客舱里，您放心吧。”

    “好，坐下休息一会吧！”吴石听罢，闭上双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李女士还说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走得这样匆忙？”

    王正均说：“李女士说蔡先生出事了，跟他一起的一些先生也都被捕。还有，成功中学、台大法学院和基隆中学等处的组织相继被保密局破获，情况很惨，大多数工委成员失踪。他们也被特务发现，要不是李女士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怕也难逃特务们的魔爪。”

    这些情况，吴石大致已经知道了，但他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他抬眼看了看王正均，目光中充满了慈爱和真诚，说：“正均，你跟了我这么久，想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出事？

    “想到过。”王正均异常冷静地回答道。

    吴石又说：“我有可能牵连你，你怕不怕？”

    “不怕！自我跟您的那天起，我就是您的人了。”王副官一双眼睛真诚地注视着吴石，“我说过，能为长官死，正均死而无怨！”

    吴石忍不住一把抓住他的手，用力捏了捏，喃喃地说：“可是你还年轻，如果我真连累了你，岂不耽误了你的前程？”

    王正均动情地说：“长官，人活百年终有一死，快别说了。我跟随您多年，深为长官的品行感动，更钦佩长官为理想所进行的苦苦追求。正均虽至今不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主张有哪些，但以长官您的人品来推测您所奉行的主义，正均完全相信，您的信仰一定是崇高的。能和长官一样为理想殉道，正均无悔无憾！”

    这番肺腑之言，令吴石感动得眼涌热泪。

    吴石揩揩眼角说：“正均，好孩子，不枉你跟我这么久！既然你如此深明大义，我也就没什么可牵挂的了。走，咱们赶快把东西都毁掉，做好对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工作。”

    傍晚，两人走进地下室，开始清理文件。王正均在一个小泥瓦盆里燃起了火，吴石将一页页他舍生忘死搜集到的、已及时拍发回大陆的重要情报文稿，从容地投进了火盆。

    火舌跳跃，时明时暗。

    万籁俱寂，火光映红了两张坚毅的脸。

    此时，在竹子湖附近毛人凤官邸里，毛惕园报告：“毛局长，李碧云等人失踪了。”

    毛人凤闻报大惊，气急败坏地咆哮：“李碧云乃大陆共党派来的重要红色特工，从她嘴里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情报，挖出一批至今隐藏在党国内部的高级匪谍，叫她跑了，这还了得！老头子若怪罪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好果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