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使一号”和“海鸟”折翅(第2页)
毛惕园问:“现在怎么办?”
毛人凤说:“快!立即封锁金山、舟山一带,决不能让这个女匪谍逃回大陆!”
朱枫等四人拿到通行证后混在旅客里,经过几天几夜的海上漂泊,终于安全抵达舟山。与三百多海里外的台湾比,这里距祖国大陆的浙江省更近,近在咫尺。
为以防万一,朱枫和三位同志分散行动,到舟山后她没有直接去熟悉的关系户落脚,而是躲进了一家医院。但是舟山岛上的国民党军也早已接到上司的搜捕命令,朱枫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她终于找到一条小渔船,驶向近在咫尺的祖国。
晨曦中,一条小渔船上蹲着两个男人,他们是负责海面搜索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工。那个高大魁梧、一语不发的家伙是刚从高雄调来的少校,他希望一出场就在上司面前露一手,因此格外认真。海面上狂风大作,浊浪排空,顷刻间平稳行驶的小渔船就像一片树叶般在波峰浪谷间颠簸。
他们的小渔船漫无目的地漂荡着。
晨曦中,另一条小渔船也在海面上漂荡,驶向近在咫尺的大陆。船上坐着的是逃出来的朱枫。
一特工惊呼:“嗨,少校!你看!”
波峰浪谷间,大雾弥漫,船体晃动。二人伸长脖子看了老半天,终于看清左舷一百米处好像有一只与他们一样的小渔船。
少校:“走,过去看看!”
二人用力打舵,小渔船慢慢调过船体,并迅速向前面的渔船靠近。
国民党特务的船急速向渔船划去。随着两船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们已能清晰地分辨出前面小船上的一切,一个老渔工,一个身穿粗布衣的渔女。
少校说:“会不会是我们要抓的那个女人?”他拔枪在手,伏在船舱里。
特务的船靠近了,少校拔枪向空射击,啪!啪!
枪声在海面上异常清脆刺耳。
少校厉声喝道:“喂!快停住,接受检查!”
渔船被追上了,两个特务跳上小船,把两船连在一起,少校用枪逼住朱枫喝道:“你是什么人?快说!”
“你又是什么人?竟敢如此无礼,快把枪收起来!”朱枫柳眉倒竖,急中生智,拿出少奶奶派头斥责道。
少校一愣,不知这位衣着普通、风韵却不凡的“渔家女”是何背景,但随即想起自己的身份又恶狠狠地说:“对不起,兄弟是奉命搜捕女共党,请出示证件!”
朱枫从容地从内衣袋中摸出证件,虽然胸口怦怦直跳,眼里却满是鄙夷之色:“看吧!”
那是一个蓝封面的小本子,国民党党徽下印着“特别通行证”几个字。
少校接过,满腹狐疑地翻看,没有什么异样之处,上面记载着持证人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有效期限等,还盖了一方“国防部”大印。
“对不起,太太。”少校说,“我相信您的证件没有问题,但请跟我们走一趟。现在是非常时期,恕我无礼了。”
“我要是不去呢?”朱枫怒目而视。
少校强硬地说:“那兄弟只好强制了!”
5月23日上午,吴石在地下室拟了份电稿:“情况十分危急,但我有决心坚持到底,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现将一份重要情报传送……”
他将电报交给王正均说:“发往大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情报处。”
当日深夜11点,吴石又把一份情报交与王正均说:“这是刚刚收集的十分详细的万山群岛国民党军防御情报,你迅速发出去。”
王正均道:“是,老长官放心。”
次日,吴石随“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等到前沿阵地东引岛视察。
东引是个孤悬海外的小荒岛,面对大陆,位于台湾海峡的中间。
吴石用自己的高倍望远镜静静地观看着,内心却翻江倒海,激动不已。望远镜中,大陆清晰可见。
这时,他听到身边有人争抢着望远镜问:“能看见鼓浪屿吗?能看到厦门吗?”
“能看到他们的人吗?”
“那是什么?很像大炮!”
一名士兵笑道:“大炮是看不到的。”
孙立人问手持望远镜凝然不动的吴石:“吴次长,你在看什么呢?”
吴石说:“我在看大陆呢。”
孙立人感慨:“大陆在望啊。”
吴石更感慨:“可望不可即呀。”
孙立人怪异地望了他一眼。
此时,特勤室主任毛惕园正在看台北地图,负责监听的特务来向毛惕园报告:“报告主任,可疑电台的位置可以确定在台北东南角一带。”
东南角?站在偌大的地图前,毛惕园托肘审视,自言自语:“吴石官邸,不正地处东南角吗?”
他命令道:“立即去监视吴石的住宅,出动侦听车,悄悄在台北东南角吴石官邸附近的街区进行无线电波搜索!”
特务道:“是!”
1950年2月27日午夜12时,保密局特工头子谷正文率领特工坐着吉普车和侦防车抵达新生南路吴石宅外。
“你们是哪里来的?”吴石在睡梦中被惊醒,来不及穿戴整齐,穿着睡衣质问眼前的不速之客。
“国防部技术总队。”谷正文搪塞道。他还不能肯定吴石是“共谍”,不愿贸然暴露自己的身份,临时把臭名昭著的技术总队的招牌打出来。“有人说你是共产党。”他又补了一句。
“胡说!”吴石冷静地抗议道,“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你们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生活,天下岂不要大乱!”
谷正文没有回应,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柜,却没有半点收获。
“能不能请吴太太跟我们一起到队上走一趟?”谷正文从吴太太的眼神中看出惊慌和心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这是什么话?不可以!”吴石态度强硬地回绝。
谷正文耍起心眼来:“既然有人检举,我只好带队搜查,如今既无结果,按道理吴次长是冤枉的。只是办案有办案的程序,我们还得做个笔录。可是吴次长您是中华民国的中将,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找您去做笔录实在说不过去……”
吴石吸起一支烟,在室内踱起步来。他巧妙地将步子滑向客厅左边角落一张小桌子旁边,借着背影的掩饰,悄悄地从桌上拿起一件小东西,说:“我先上个厕所。”
这个小动作引起了特务的怀疑,一名特务尾随他前往厕所,并趁吴石欲吞服安眠药自杀的刹那,将他制伏。
“好吧。”吴石被带回客厅之后,终于勉强答应谷正文将他的妻子带走。她的招供与后来被逮捕的朱枫的口供完全吻合。
3月1日晚6时,一名特务跑进来向毛惕园报告:“报告主任,台湾工委的四位潜逃人员已全部抓获,三名在香港,一名在舟山,明日即可押回本岛。”
毛惕园喜形于色:“好,我立即亲自审讯!”
毛惕园审讯“共谍”后,带人驱车前往“国防部”大楼,闯进特检处处长李伯年办公室。
李伯年见毛惕园凶神恶煞一般,还带着人,早已慌了神,恭恭敬敬站了起来。
毛惕园把四份“特别通行证”往李伯年的桌上一摔,问道,“伯年兄,这些‘救命符’是你核发的吧?”
李伯年一见这些东西,惊得脸色陡变,不知所措。在特勤室主任严厉目光的威慑下,李伯年如同一根木桩,僵直站立着。
“李处长,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毛惕园阴沉沉地问。
他吞吞吐吐地说:“是参谋次长写的条……”
毛惕园厉声喝问:“条在哪儿?!”
李伯年从保险柜中找到那天的记录和吴石的亲笔便条。
返回保密局,毛惕园立即向毛人凤汇报:共谍逃跑的四张特别通行证,是吴石开的条。
毛人凤闻听大吃一惊:“是吴石吗?国防部参谋次长居然通共,这可是前所未有的通天大案!”
毛惕园又说:“我们的特工还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蔡孝乾已投诚,他也供出了吴石。”
毛人凤立刻向蒋经国汇报,蒋经国听了十分沉得住气,问:“吴石次长通共,是否有确凿证据?”
毛人凤说:“证据确凿!”
蒋经国说:“此案关系重大,可先将吴石中将由保密局暂时收押起来,等其他事实调查清楚后再交请军事法庭审判。”
毛人凤又跑到阳明山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闻讯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确是吴石?”
毛人凤立正说:“是吴石!”
蒋介石又问一遍:“的确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毛人凤肯定回答:“是参谋次长吴石!”
“唉!”蒋介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抓吧。”
毛人凤道:“是!”
蒋介石震怒之余,站起踱步,稍微冷静后说:“对吴石和朱枫,都要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他们。尽可能不杀,留为己用。”
毛人凤说:“总统用心,人凤明白。”
蒋介石狠狠地说:“你不明白!他们的能量和所起到的作用,是一千名高级特工也无法完成的。”
3月1日晚7时许,几十名便衣特务和军警包围了吴石家。
杂乱的脚步声惊动了王正均,他飞步冲上楼去向吴石报告。
早有心理准备的吴石十分泰然、镇静,他拿出备下的药物吞进口中,然后拔枪在手,安祥地对副官说:“正均,夫人已经被抓走了,从家里搜走不少文件。我是难于逃脱啦。大丈夫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有生之年能为中国人民做点事,我死而无憾!我死后,你也许会受牵连……”说着他就要扣动扳机。
王正均发疯般扑过去死死扳住那只紧握着柯尔特重型手枪的手,声泪俱下地喊道:“长官!你不能这样啊!”
“砰”一声巨响,书房门被人撞开。
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一马当先,率十多人闯进来。
吴石显得异常冷静和威严,他慢慢放下握枪的手,眼睛死死盯住对手,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毛惕园也笑了,笑得奸诈而得意:“没想到吧,吴次长?”
随即,特务们在官邸地下室起获安格利-9型美制大功率收发报机一部,但没有搜到任何文件和纸片。
毛惕园望着美式电台,严厉地问:“你到底在为谁工作?”
吴石威严地回答:“无可奉告!”
毛惕园咬牙说:“好呀,会让你开口奉告的。带走!”
吴石及随从副官王正均等四人被捕,被押上警车。
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捕了。“国防部”参谋次长成了“匪谍’,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在台湾当即引起舆论哗然,台湾各大报纸大事刊登“破获中共间谍网”的重大消息。受该案牵连而被逮捕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联络人朱谌之(朱枫)、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及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
中将陈宝仓也是位著名人物,1939年,年仅三十九岁的他,已经官至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中将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宝仓被派往青岛,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特派员身份,负责主持中美盟军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大陆解放前夕,他奉老上司李济深委派由大陆前往台湾潜伏。这次也在“吴石案”中被捕。
国民党逃台初期,制造了许多“共谍案”,随便给人戴“红帽子”,把许多所谓的“共谍”送上了刑场。有一则电讯称:“国民党当局经常一车车地屠杀匪谍”,仅1950年3月22日,一次就枪毙了三百多人。1952年12月17日,一家外国通讯社说,最近两周来已先后枪毙“共特”八十多人。《台湾历史纲要》中记载,1950年4月2日的一家外国报纸说,在3月23日就有数名“高级军事人员被枪决,内有中将6名,少将13名,彼等均有共党嫌疑”。“据不完全统计,1949-1952年,被台湾当局以‘匪谍’、共党人员枪毙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无期徒刑者有8000-10000人,至于被秘密处决者则无从统计。1953年,在台北六张犁公墓附近,就发现163座当年在白色恐怖下被杀害者的坟墓,其中既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
据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2月27日报道,根据由判决书、“国安局”“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的机密文件、证人指认,六张犁公墓所找出的尸骨,当时因“叛乱罪”被捕的有3504人,其中死亡者有1437人,死亡者中有1008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该报在《回顾50年代白色恐怖》一文中说:“这一持续10年之久的政治肃清风暴,历史学者估计约为5万人被捕,被定罪的约在1万人以上,被枪决的合计在4000人左右。”
在台北新店近郊的明德监狱,吴石被单独关在一处特殊的房间里。这是一个独处的院落,被称为大监狱中的小监狱,条件优裕。一个高墙围着的小花园,可供放风散步用,卧室、卫生间内设施一应俱全,每天都可以读到几份当日的报纸。
吴石经常对着窗户诵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明德监狱审讯室,朱枫正在接受审讯。她已被提审了四十多次,遭受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
面对敌人虚伪的嘴脸和残酷的刑罚,朱枫只有一句话:“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祖国的事情。”
这一次,毛人凤亲自审讯朱枫,说:“对你的优待政策,是蒋总统亲自制定的,说你是他的小老乡……”
朱枫反唇相讥:“我不认他这个老乡!你们还是回去告诉蒋介石,让他放弃独裁统治,还自由于人民,早日结束分裂祖国的活动,回归大陆,勿与人民为敌,不要再倚仗外国人的势力,穷兵黩武,继续置台湾人民于水火之中了。”
毛人凤一拍桌子:“放肆!”
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捕入狱已经是110天了。上午,在密嵌着钢栅栏的窗前,她神情庄重而沉凝,手握毛笔,在一叠十行纸上挥洒笔锋,写出一行端丽的小楷。她书写的是陈毅的诗篇《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
在台北阳明山官邸,蒋介石铁青着脸耐着性子听毛人凤汇报,听完半晌未语。
良久,他咬牙切齿地吐出一个字:“杀!”
“哐啷!”一声,牢门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
身着美式军装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特勤处”副主官章开觉的陪同下,跨进了这间“特别优待室”。
朱枫缓缓转身,朝这两个特务头目冷冷扫视,嘴角浮起一抹轻蔑的笑。
“够了!”气急败坏的毛人凤一拳擂响桌面,朝眼前这位女共产党员厉声叫道,“朱枫,实话对你说,奉总统面谕,给予你最高的礼遇、优待……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你的口供,不需要你提供任何材料……只想换你个回心转意,共赴国难。可你……”
朱枫冷笑地说:“我怎么样?……使你们失望了?”
毛人凤恶狠狠地说:“你不要视礼遇、优待为我们的仁慈、软弱。等待、忍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我想,你也许会猜到,固执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不就是判我死刑嘛。”朱枫哈哈笑了,“我个人的死算得了什么?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你?”毛人凤脸色骤变,朝身后的“特勤处”副主官做了个手势。章开觉立正回应,忙向前跨上两步,打开手中黑色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开始宣读。
宣读完毕,毛人凤声嘶喝力地喝道:“将共党女匪谍朱枫押出去!”
朱枫轻蔑地笑了笑,然后便昂首阔步,走出了这间“陆军监狱”里的牢房——“特别优待室”。
同一天上午,在台湾“陆军监狱”特别优待室,吴石整装完毕,望着大陆方向久久伫立。他不禁吟哦起刚写下的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掏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临刑前,他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台北上空黑云翻滚,阴霾重重。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警车鸣叫,宪兵林立,警戒森严。
站在第一辆刑车上的朱枫虽被五花大绑,但神态依然端庄,气质大方,许多老百姓前来围观大陆来的“女共党”,他们不明白这样优秀的女性怎么会被杀头?朱枫从容地向他们致意,许多人站在马路两旁落泪。
吴石、陈宝仓挺立在第二辆车、第三辆车上,他们目视前方,大义凛然。
路边许多熟悉他们或认识他们的人纷纷向他们挥手、抹泪,他们回以真诚的致意……
1973年10月29日,中央有关部门给烈士所在籍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发函证明“吴石同志为革命光荣牺牲”。河南省民政局于1973年11月15日批准吴石为革命烈士。
陈宝仓牺牲两年后,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举行隆重公祭,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悼文《悼念陈宝仓同志》,骨灰(其骨灰从台湾通过教会人士运往香港再运至北京)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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