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使美国改变了对台湾的政策，人事更替更强化了这种改变。1952年，艾森豪威尔取代杜鲁门入主白宫后，台美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1952年可说是台湾当局命运的转折点。随着美国的对台新政策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美援，美国的军事装备使受过重创的国民党军队重整旗鼓，美国的工农业原料为面临困境的台湾经济提供了新的活力，美国的经援成为国民党当局填补财政空缺，维持庞大的军警机构和繁杂的政府、党务系统的重要经费来源。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有计划、有重点、连续不断的美援，成为确保台湾生存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而国民党当局反共白色恐怖的苛政也是使台湾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

    此时的台湾，基本摆脱了国民党大陆失败引起的大动荡、大徘徊的局面。“马克思主义论述在台绝迹，学术界几乎一片‘反共’声音，都一概颂扬美国。”此时的台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朝野一致反共亲美的社会。

    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向中国打“台湾牌”，任命坚决反共的杜勒斯为国务卿。1953年2月2日，在给国会的咨文中，他又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出发，宣布撤销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声明中关于台湾“中立化”的规定，下令不再使用太平洋第七舰队来“屏障共产党中国”，并正式任命兰登为美国驻台“大使”。2月5日，艾森豪威尔命令第七舰队放弃在台湾海峡从事“中立巡逻”。

    对于美国撤除“中立化”的举措，有舆论称是“放蒋出笼”，旨在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使正处于微妙阶段的朝鲜停战谈判产生若干“心理上”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的“放蒋出笼”政策，首先安抚了蒋介石。在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的第二天，蒋介石也抛出一个声明称：“无论在政治上以及国际道义上，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之举措。中国今日之反共复国，为自由世界反共抗俄侵略之一环，但中国不要求友邦地面部队协助我国对共匪作战。”

    蒋介石对美国第七舰队防范范围提出质疑。兰登加以解释说，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不意味着可让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反攻大陆，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均须征询驻台美军顾问蔡斯将军的意见。

    艾森豪威尔的“放蒋出笼”举措，使蒋介石产生了乘机与美国结盟的念头。按照蒋介石的设想，美蒋结盟不仅可以使偏安孤岛的蒋家小朝廷永远得到美国的保护，而且还可以借美国力量反攻大陆。

    蒋介石在朝鲜战争结束前萌生此念，是与亚太局势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打了三年的朝鲜战争，强大的美国军队没能击败人民志愿军，国内反战舆论与“联合国军”的解体，使美国不得不考虑用谈判方式来结束在朝鲜的争端。然而实行这种方式对美国不利，不仅使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使台湾当局借助朝鲜战争重返大陆的幻想破灭，而且还会使中共从朝鲜脱身，加强针对台湾的军事力量，给蒋家小朝廷在台统治造成威胁。朝鲜战争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同样，战争结束也会给他带来大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意识到必须采取新的对策，即千方百计争取美国对他的支持。可以说，蒋介石当时把维持与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作为蒋家小朝廷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宝。

    蒋介石有了构想，身为台湾当局“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就要去实现构想，他首先提出了与美国缔结双边条约草案问题。美国驻台“大使”兰登当时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在法律上所处地位是单方面的，援助和支持随时可以停止。只有签订正式《共同防御条约》，“才能指望我们的中国朋友保士气”，大规模的援助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兰登向叶公超建议，可令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缔约建议书。

    尽管蒋介石对于和美国签约抱有极大的热情，却热脸碰上冷屁股，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初的反应十分冷淡。顾维钧的建议一提出，立即遭到杜勒斯的拒绝，此后，台湾当局又通过各种渠道反复向美方建议举行谈判，华盛顿却一直未作出积极反应。

    其实，艾森豪威尔与前任总统杜鲁门一样，不相信蒋介石的独裁制度体现了民主自由原则，也根本没有准备为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或是防守几个海岛而去冒世界大战的危险。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只是把台湾当作其在远东的战略据点而已。如果将台湾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并不理想却无法代替的舰长。

    对于这样一个差强人意的合作伙伴，美国当然不愿被条约束缚在一起。艾森豪威尔特别担心蒋介石随时采取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而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美国不愿意承担协助蒋介石防守金门、大陈等几个岛屿的义务，也不希望明确宣布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美国想用对这几个沿海小岛政策的模糊性来迷惑随时可能进攻的中共军队。而要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将迫使美国态度明朗化，使美国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承担防卫这些小岛的义务，将使美国冒着与中共军队直接作战的危险，而一旦这些难以防守的岛屿从美军手中失掉，还会有损美国的形象。

    艾森豪威尔还几次重申美国不要讲“永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主张解除对华贸易的全面禁运，与蒋介石签约无异于在外交上堵死了这条路。

    在美台“军事联盟”的建立上，蒋介石采取了主动。

    为了说服美国尽早与台签约，蒋介石利用各种机会，强调台美间结盟的重要，并不惜作出一些让步。

    1954年5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和海军部副部长托马斯·盖茨来到台湾访问，就双方缔结防御条约问题，代表美国政府与蒋介石交换意见。蒋介石在士林官邸接见他们，兰金、叶公超在座，宋美龄当翻译。

    威尔逊说：“我国政府对贵方所提缔结条约的建议，认为很有必要。我们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彼此交换意见。”

    “好，好，好！”蒋介石微笑着颔首说，“我们愿与美国重修抗战期间的旧盟。在西太平洋上对付共产国际的侵略，成为中美两国共同防御的责任。我们中华民国参加这个安全体系之后，不独能弥补太平洋防线的空隙，而且能强固我后方基地，更可使我今后反共复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并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威尔逊表示说：“我国政府也认为，缔结防御条约是有利于我们双方的。”

    蒋介石点头说：“美国在东亚应该拟定和奉行一种摆脱老殖民主义影响的政策，否则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外交部长”叶公超说：“中美之间缔结一个条约，是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华民国这四个最直接有关的亚洲国家之间，进行一种集体安排安全的先决条件。”

    威尔逊点头表示同意：“根据目前台湾的现状，我们向总统先生提个建议，能否全面自大陈、马祖、金门等外岛撤退，集中兵力防守台、澎。我国政府认为，如果双方缔约，条约也只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地区，而不能包括其他地区。”

    蒋介石收敛了笑容，不悦地说：“这些岛屿，是我们反共复国的前哨阵地。尤其是金门、马祖，它们不仅是前哨据点，也是防卫台、澎的屏障。对这些岛屿来说，不存在撤退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防务的问题。”

    他停顿一下，咳嗽一声，提高了声调：“我刚刚下了命令，派部队增援大陈、金门。”

    眼看谈判要僵，盖茨插进来说：“我们可以理解，只是有必要提醒一下总统先生，目前我国在远东的海空力量因需保护巡航的地域很广，只能顾及台、澎地区，如果要将范围扩大到贵国的全部岛屿，除非从美国本土再增派海空力量到远东来，而这是不现实的。”

    叶公超说：“既是两国之间的缔约，似不宜将一方的一些领土摒弃于条约之外。”

    蒋介石强硬地表示：“把金门、马祖划到条约保护范围之外，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威尔逊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随即又说：“条约要明确，台湾方面未经美国同意，不能对大陆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

    蒋介石不容置疑地说：“反共复国是我们的既定目标，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应列入防御条约条款之中。”

    “No！No！No！”威尔逊不断地摇头。

    谈判卡壳了，蒋介石决定让步。6月28日，他授意叶公超向美国驻台的兰金“大使”表示，台湾当局同意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之前，先征求美国同意。兰金于是在拍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蒋介石“愿意放弃任何可能为美国所反对的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借以换取一个双边条约”。

    台北某宾馆威尔逊住处，叶公超又来看望“美国代表”威尔逊，说：“蒋总统对会谈很满意，希望代表能促进两国共同防御条约早日签订。”

    威尔逊说：“现在的障碍是蒋总统坚持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是贵国的内政，不应列入条约之中。可未经美国同意，不能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坚持的要求。我与蒋总统谈了三次，都不能就这个分歧达成一致，叫我如何答复我国总统呢？”

    叶公超说：“贵国总统是担心蒋总统会进攻大陆中共，牵累美国参战。这本是我国内政，但蒋总统今日对我讲，台湾方面准备满足贵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征得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同意。”

    威尔逊高兴地说：“这我就好交差了。我一定转告蒋总统的诚意，促进共同防御条约谈判早日开始。”

    9月3日，大陆对金门岛发动了激烈的炮战，台海局势顿趋紧张。“九三炮战”成了促成台美之间缔约的一副催化剂。

    在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艾森豪威尔对国防部长约翰逊说，中共突然炮击金门，又要打一江山岛，这是我执政十八个月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立即让在马尼拉的杜勒斯国务卿飞往台北，与蒋介石正式商谈《共同防御条约》。

    在台北士林官邸，叶公超对蒋介石说：“总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要从马尼拉赶过来了，他是为共军炮击金门事件来的。”

    蒋介石心情复杂，跟叶公超说：“杜勒斯在马尼拉没什么了不起，连马尼拉市长都在说他是‘全亚洲国家都不能相信的人’。这句话不是共产党说的，我相信！我不知道他怎样对待金门、马祖。这是我最关心的！”

    第二天，蒋介石满脸堆笑地在官邸接待了杜勒斯，夸张地说：“您今天能来台湾访问，实为值得欢迎的一件大事。”

    杜勒斯说：“我在菲律宾时，许多人认为我的日程很紧，可以不必访问台湾。特别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在我动身前给我打电报说，我访问台湾没有必要。他建议我最好直飞伦敦参加解决欧洲问题的会议。不过我觉得，既已到了远东，不可再失去访问台湾的机会。”

    蒋介石也说好听的：“我认为自从您接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美国政府在远东做了三件大事：朝鲜停战，未卷入印度支那的战争，缔结东南亚防御条约。关于前两项，有人对美国政府的立场感到不满，然而我个人认为，在这两方面的钳制政策都是正确的。”

    杜勒斯高兴地说：“只要你认为正确，别人的批评或不满对我来说就无关紧要了。”

    蒋介石又回顾历史说：“我自己一向认为，美国是我国唯一的忠诚朋友。自从十五年前我们在汉口第一次见面以来，我的这一信念从未动摇。因为我们两国始终是奉行同一路线，不论是在物质利益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这是发自我内心的良知，绝不是外交辞令。”

    杜勒斯不住点头。

    蒋介石乘兴讲下去：“各界人士认为，你此时访问台湾证明美国政府重视台湾，然而，如果离台时竟未签订东亚安危之所系的双边协定，如果在东南亚组织签字之后，而对中美条约不作出决定，从有识之士看来，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将遭受无可弥补的损失，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有效性也将是个疑问。9月3日，厦门的共产党以重炮轰击我金门驻军，发炮六千发。我国政府认为应立即予以还击，不过，美国军事顾问坚持要请示太平洋地区总司令，我们一直等到第三天，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同意后才采取行动。这是我们坚守信约的例子。”

    杜勒斯满意地说：“这是令我高兴的。”

    蒋介石又说：“没有美国的同意，我们不实行反攻。但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亚洲的共产党问题就无法解决。关于双边条约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愿听听您的意见。”

    杜勒斯讲了一通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意见，总之是要束缚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手脚，要他放弃外岛，专守台湾、澎湖。蒋介石不爱听，老强调“反攻大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座的“外长”叶公超怕蒋介石过多谈论反攻大陆引起美国担心，插话道：“双边条约和反攻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条约纯粹是政治性的，不涉及反攻。”

    杜勒斯说：“很遗憾，由于时间短促，我不能就此问题与阁下进行详细讨论，五分钟或十分钟后，我就要离开。”

    杜勒斯起身要走，蒋介石没有起身相送，还是坐着讲话，发泄自己的不满：“我以前说过，美国关于对华政策没有计划，这对苏联有利，也受到共产党人欢迎。因为这会给他们可乘之机，给美国制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如果采取坚定政策，帮助我们打回大陆，这样便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在行动上不积极，不主动。最后，因为您即将前往日本，我愿提出，美国政府必须施加压力，要日本采取反共立场。”

    杜勒斯实在坐不住了，打断蒋介石的话，礼节性表示：“听阁下之言，获益甚多，我将认真考虑。我一向敬佩阁下的明智和敏锐的观察力。我不会轻易忘记或忽略阁下今天的讲话。”说着就往外走。

    蒋介石追着他说：“决定未来的世界问题可能是在欧洲，不过共产党侵略的最严重威胁，目前就在亚洲。据我看来，酿成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在亚洲。”

    “我知道，我知道……”杜勒斯一边应付着，一边匆忙往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