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毛泽东也正想争取蒋介石，以便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

    7月1日，又一位神秘人物风尘仆仆地从香港北上，出现在北京。他就是曹聚仁。

    与前些日子北上的程思远一样，曹聚仁的北上之行也很突然，他们两人都带有神秘色彩。

    曹聚仁，1900年生于浙江兰溪，字挺岫，号听涛，集作家、编辑、记者、教授于一身，非国非共，却结交了国共双方许多大人物，一时名噪海外。同时他又是一位颇有争议的文化人。他于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1954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成为该报特约记者。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为国民党政权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蒋介石本跟曹聚仁没有什么历史渊源，而且对他有恶感，他在过去的日记中谈到曹聚仁时都用一个词“曹谍”，另外就是“曹奸”，就是间谍奸细。曹聚仁的朋友是蒋经国。曹聚仁所有信件都是写给蒋经国，而且都是蒋经国向蒋介石转告的，慢慢地蒋介石改变了对曹聚仁的看法。

    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六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其实他这次回来，是蒋经国点的“将”。蒋介石通过许孝炎得到章士钊传过来的北京来信后，虽然没有当即对许孝炎表态，却想通过另外途径试探北京方面的虚实。蒋经国得悉父亲的意图后，当即向父亲建议，推荐曹聚仁前往北京做“密使”。台湾方面派人到香港，转告了蒋经国的意图说，要请曹聚仁“去一趟大陆，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曹聚仁便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与中共高层接触之意。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曹聚仁的这封信夹在他写给留在上海的妻子邓珂云的家信中。夹信内容大意是：为了两党和好、祖国的统一，愿作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共中央转呈此意。邓珂云收到信后，即将信封好寄出。邵力子接到曹聚仁的信后，立即向上作了汇报。周恩来了解情况后，迅速安排曹聚仁进京面谈。不久，邵力子回复一简函，欢迎他来北京。北京方面通过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跟曹聚仁联络，费彝民于是不露痕迹地安排曹聚仁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前往北京。

    从香港过来的曹聚仁，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右脸颊上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一条深深的疤槽。他一走进广州白云机场，就遭到记者的包围采访。

    有记者问：“曹先生，你的突然北上，港澳新闻界视为热点，在周先生三天前的讲话后，你北上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精心的安排？”

    曹聚仁低调地回答：“我这次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新加坡商业考察团访问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北京的重要任务。”

    记者哈哈笑着调侃：“你这老记者，可别哄骗我们新记者哟！”

    “哪里话，哪里话……”曹聚仁打着哈哈应付着躲开了，一闪身走进了候机室。

    曹聚仁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国民党元老章太炎的高足，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他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常到新四军战地采访，成为叶挺的上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后来在赣南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时任赣州地区专员的蒋经国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当年蒋经国曾说：“知我者，曹公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蒋经国派一位姓王的人与曹聚仁联系，希望他到北京去一次，使曹聚仁成了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居中调解人之一。蒋经国第一次派李次白秘密来大陆，那时时机不成熟，不但没有谈成什么，连人都有去无回，这次又派了曹聚仁，身份和影响都更大一点。这说明蒋氏父子当时确有求和之心。

    在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周恩来坐在沙发上对毛泽东说：“主席，曹聚仁先生来了，他与蒋经国过从甚密，曾为他办过《正气日报》，并做过蒋经国孩子的家庭教师。在香港，我们拜托《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与他联络。他可能是台湾当局派来了解我们对台政策底细的。”

    “好啊！”毛泽东抽着烟，对周恩来说，“我们放个试探气球，你和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请他吃饭，把我们的对台政策讲给他听。他听到了，蒋氏父子也就听到了。”

    曹聚仁一到北京，就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北京方面已经安排了相关外事部门接待这个考察团，却又专门派出邵力子和徐淡庐前往机场迎接曹聚仁。邵力子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当时还身兼“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徐淡庐的身份更高，他是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厅副主任、李克农副总参谋长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实际上是专门从事对台情报工作的官员。在机场，徐淡庐对曹聚仁的自我介绍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从此，曹聚仁一直称他为“徐主任”。从北京机场开始，他成了曹聚仁与北京方面联络的秘密通道。

    曹聚仁到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分别在1956年7月的13日、16日、19日三次接见他，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

    7月16日中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听鹂馆宴请曹聚仁。1939年，曹聚仁在南昌便与陈毅相识，旧友相逢，分外欣喜。大家叙旧谈新，气氛十分热烈。

    周恩来开场白说：“我们欢迎曹先生回来看看，我代表党和政府欢迎你！”

    曹聚仁问老熟人周恩来：“周先生，你不久前在人大允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里头，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笑道：“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

    曹聚仁说：“真的吗？海外人士还将信将疑呢！”

    周恩来说：“共产党的历史可以作证嘛。国民党与共产党曾经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

    曹聚仁开玩笑地问：“这是招降吗？”

    周恩来认真地说：“不！我们对台湾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是可以坐下来商量安排的。”

    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

    宴毕，周恩来、陈毅与曹聚仁乘兴泛舟昆明湖。湖里的游客们尽兴地游玩，没有察觉身边这艘普通游艇里的特殊游客。

    在游艇上，周恩来继续说：“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他一改闲谈口吻，郑重地说，“我们说过什么，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的事。”

    曹聚仁眼睛一亮说：“周先生，我是记者，我习惯采访，请问，你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前景如何估计？”

    周恩来说：“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新中国日渐强大，就是在那些从大陆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士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曹聚仁紧接着问：“周先生所说，可供报道吗？”

    周恩来挥挥手说：“欢迎报道，要大造舆论嘛！”

    曹聚仁笑了，有兴致地说点俗话：“我曾对费彝民先生说过，国共这对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

    陈毅戏谑道：“曹公爱作怪异之论，但不‘非常’，也还‘可喜’。”

    曹聚仁听了总理、副总理的一席话语，深受鼓舞，当即表示：“身为炎黄子孙，当为国共重开谈判尽力奔走，多做工作，决不推辞！”

    周恩来事后曾对陈毅说：“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曹聚仁回到香港，蒋经国马上派人前往香港探望他。这个台北信使是曾经担任蒋经国机要秘书的王济慈。王济慈与曹聚仁都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在赣南的时候有过交往。王济慈向他转达了蒋经国关于国共进一步谈判的意见，鼓励他再上北京接触。

    曹聚仁回香港不到一个月，便再次出发北上。他在《北行小语》中写道：“9月1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参加了齐白石老人的和平奖金授奖典礼，会场上碰到了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这一天，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典礼，曹聚仁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建议毛泽东主席接见曹聚仁一次，毛泽东点头答应。

    10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这天下午，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而在中南海居仁堂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十分诚恳地说：“今天下午，国家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我就偷个懒，不去了，我们两个吹吹。”

    曹聚仁说：“谢谢主席给我的殊荣！”

    毛泽东说：“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

    曹聚仁坦率地说：“我发表了不少报道，讲了自己的观感。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讲了些缺点。”

    毛泽东说：“你的大作，我能找到的，都拜读过了，你对大陆的叙述比较真实，态度也是公正的。”

    曹聚仁说：“主席百忙之中，还有时间看我的东西，真是想不到。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是有话就说，百无禁忌的。”

    毛泽东说：“你不妨再自由些。听说你跟蒋经国共过事，他怎么样？”

    曹聚仁说：“蒋经国在赣南当专员时，邀我担任《正气报》总编，我与他关系甚好。我对他印象不错，他是个干事的人，在赣南实行的新政，口碑也好。1948年，我写过本《蒋经国论》的书，由香港创恳出版社出版了。”

    毛泽东感兴趣地说：“噢，你回香港后寄一本给我，我想看看。你虽然是做学问的文化人，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被称为‘谜一样的人物’。”

    曹聚仁说：“主席，我就是想用自己这点优势，为国共再度合作奔走效劳。”

    听到曹聚仁的表态，毛泽东郑重地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搞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代表来大陆看看。不好公开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

    越谈越投机，越谈曹聚仁就越没有拘束，他竟然问：“斗胆问主席，你对蒋先生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