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击原定于7月25日发起，但此时，国民党有两个师将要开往金门换防。中央军委根据情况变化，决定将炮击时间推迟至27日。

    7月27日凌晨，福州前线参战的三十个炮兵营，已全部进入发射阵地，做好了射击准备。

    黝暗中，炮兵阵地上，大炮抬身翘起，四周是炮兵战士快速往炮膛填充炮弹的忙碌身影。

    7月26日深夜，毛泽东已熄灯躺下，却在床上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干脆翻身起床，走出房门。月光下，卫兵有些局促和拘谨地向他敬礼。

    他微笑着拍拍小战士的肩膀，信步沿着曲折幽深的小径踱去。

    曼妙的月光轻轻抛洒，中南海波光粼粼，这是寂静中的灵动。毛泽东依岸而立，一手叉腰，一手夹烟，衣摆微风，剪影伟岸，恰似一尊冷峻的雕塑。

    听到前门火车站一声鸣笛，他收住思绪，轻轻弹灭手中烟蒂，将之碾碎，返身快速向屋里走去。

    毛泽东走回房里，伸手揿亮台灯，坐在藤椅上，缓缓地点燃一支香烟，拿起叶飞报来的作战方案看了起来。

    他在烟雾中伏桌提笔，给彭德怀和即将接粟裕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写信。

    到了27日早晨，毛泽东的思虑终于落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为使炮击准备更加充分，决定炮击时间再推迟一步。当天，他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中说：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七月廿七日上午十时在北京国防部彭德怀办公室，彭德怀看着信，很不理解地对总参谋长黄克诚说：“克诚，我给毛主席的信说，经过军委和福州军区讨论，拟定在七八月份调空军进福建，并准备炮轰金门、马祖，主席是批示同意了的。现在又说不着急了，好像我们反倒着急了，他又有什么考虑呢？”

    黄克诚说：“也许是从国际形势考虑，谁知道，叫停就停吧。”

    了解毛泽东的彭德怀说：“暂停炮轰的命令传下去，还是继续准备，他随时都可能改变主意的。”

    毛泽东推迟炮击金门，很主要的原因是等待来自“远方”的一位尊神——赫鲁晓夫的造访。

    1958年7月31日，“图-104”客机滑向南苑机场的候机楼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依次迎上前去。

    赫鲁晓夫走出舱门，脸上的笑容凝住了。

    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他习惯的隆重欢迎不见影子。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只是握了下手，便彼此寒暄着走进候机楼里的会客室。

    陪同赫鲁晓夫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等人。

    “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坐下后，毛泽东介绍说，“农村形势很好。”

    刘少奇接着说：“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没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质疑中国“大跃进”的赫鲁晓夫，脸上露出一种叫中国领导人见了不舒服的怪怪的笑容：“那好办。粮食多了你们不好办，可以给我们嘛。”

    不冷不热，略有微讽，一开头气氛就不佳。

    毛泽东陪着赫鲁晓夫进入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请赫鲁晓夫坐下，自己也坐下了，开门见山问赫鲁晓夫：“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么个意思，建立联合舰队，但说不清楚究竟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这个话题显然不是那么好“谈谈”的，因为它的缘由错综复杂，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思路，各有各的心事。

    随着国内“大跃进”的狂潮汹涌，中国的外交也开始进入到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毛泽东1958年2月撤换周恩来的兼外长职务时，已经在酝酿外交的革命化了。但是，毛泽东当时大概也没有想到，他所积极推行的革命外交，会把一心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苏联首脑推上一种尴尬而恼火的境地。1958年至1959年，中苏之间出现了一系列摩擦与冲突。

    1958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基本上还是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中度过的。毛泽东虽然不大满意周恩来推行的旨在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用陈毅取代了周恩来的外长职务，但中国的整个对外关系，包括对苏关系，总体上还是平稳的。

    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他，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在中国南方花四年时间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总投资一亿卢布，苏方出资七千万，中方出资三千万，使用时间各占50％。彭德怀当即复函，主张苏方出技术及设备，由中方投资，所有权属中方，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他没有想到，长波电台当时在苏联还是属于尖端技术一类，而苏联军方并不情愿把自己的这类技术无偿让中方拥有，他们也不理解由他们投资控股在中国建设这样一个先进的技术装置，由双方共同使用，对中国有什么不好。因此，苏联军方仍坚持自己要有控制权。

    对此，毛泽东显然不能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对外经贸关系中，中共中央始终认为，可以互通有无，也可以贷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让外资介入国内建设，无论是投资或是合股，只要所有权有一点不在自己手里，都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为此，新中国政府成立以后，很快就将一切外资公司和企业统统搞掉了，对于在苏方要求下组建的四个合营公司也想方设法废止了，对于斯大林提议的什么由苏联出资建设菠萝罐头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之类的建议，也是极端反感，一概拒绝。

    现在苏联又要采取投资控股的方式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毛泽东的反应特别敏感：既然你的东西要建在中国，所有权当然必须是我的。于是，他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明确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如苏方以高压加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不过，他这时似乎还没有把这件事同赫鲁晓夫的中央联系起来，只把它看成是苏联军方的一种意见，因而特别强调“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如果仅仅是一个长波电台的问题，毛泽东也许还不会大发脾气。但紧接着发生的共同舰队问题，就使得在主权问题上极端敏感的毛泽东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赫鲁晓夫在搞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了。在斯大林问题已经揭露，波匈事件已经发生，中共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直截了当地批评过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毛泽东自信已经在各国共产党人中树立起了正确的权威地位之后，苏联人居然又想出这种公然损害中国主权的主意来，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大为恼火。

    由共同舰队事件引发的这场风波，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在建造核潜艇和快艇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帮助。核潜艇的制造，又是苏联当时的一项较为尖端的技术。但在中国方面看来，既然是同志加兄弟，生产原子弹、导弹的技术都可以提供，那么提供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也理所当然。殊不知，当年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因处境不妙而极力坚持，转让导弹、原子弹的技术本来也是难以实现的；现在再要转让核潜艇技术，就几乎是不可能了。只是由于苏联军方这时正在设想借用中国沿太平洋的海岸线，使载有核弹头的苏联潜艇能够有效地靠近美国，赫鲁晓夫仍不能不认真对待周恩来的来信。

    颇感为难的赫鲁晓夫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既不用转让技术，又能满足中苏军方愿望的合作建议来。他当即要正在莫斯科述职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共中央转告这一提议：赫鲁晓夫同志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现在，赫鲁晓夫当着毛泽东的面拉开架势讲了起来。毛泽东神色肃穆，不停地吸烟，望着赫鲁晓夫默默地听着。赫鲁晓夫搞不清毛泽东的态度，越说越得意，有点手舞足蹈：中国应该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着导弹的潜水艇舰队，装有导弹的鱼雷快艇和驱逐舰，苏联有的东西都可以给中国。对于长波电台，所有权可以是中国的，由中方投资，苏联只要在协议的基础上，有权使用这个电台来指挥自己的舰队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否可以根据一项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加油……

    见赫鲁晓夫在绕圈子，毛泽东抬手做了个断然而简洁的打住手势，不耐烦地对他说：“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他努力笑一笑，喘口气说：“台湾海峡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我们愿意和你们搞个共同舰队，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

    早已不耐烦赫鲁晓夫遮遮掩掩的毛泽东，眼里打闪似的闪亮了一下，将手向下一顿，直抓要害：“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嗯，嗯。”赫鲁晓夫有些支吾，做出个莫名其妙的手势说，“所谓共同嘛，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什么共同商量？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咄咄逼人。

    赫鲁晓夫忍住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毛泽东打断说：“你们大使尤金说的是搞共同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