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才一年，他在西山的住宅破破烂烂，也没有装修，只有几个沙发，房间里空空荡荡的。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带着欧美司的凌青和当时外交部领导小组成员罗旭，走进他的住宅。在简陋的客厅沙发坐下后，乔冠华说，小平同志，联合国召开经济问题特别会议，毛主席决定请您率团出席，而且要求在京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要前往机场送行。不知您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医生呀，身体怎么样啊？

    邓小平平静地说，医生我早就没有了。

    乔冠华说，这中央办公厅会配的。您对代表团有什么要求？

    邓小平说，主要是起草好发言，搞个稿子吧。

    乔冠华请示道，毛主席最近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提法，要不要写进您的发言稿里去？

    邓小平说，写进去吧，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嘛。

    乔冠华说：我想您的发言稿分两部分，一部分由我起草，一部分由凌青起草。那一段关于三个世界的部分，也由我来写。

    邓小平想了想，果决地说，发言稿中应该讲这样几句话……

    乔冠华、凌青等赶紧打开笔记本来记录。

    邓小平铿锵有力地口述：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1974年4月，周恩来总理身染重病，不能远行。毛泽东主席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团长，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4月6日清晨，病情正在恶化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来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以壮行色。

    4月10日下午，在联大大厅一片关注的气氛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政府副总理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面对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的记者，开始了他明快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发言。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他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邓小平的这一席掷地有声的长篇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引起巨大反响，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

    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纸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邓小平的国际形象也随之树立起来。

    1974年4月14日，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团长基辛格在纽约某饭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谈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涉及的台湾问题，团长是邓小平，成员有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副部长乔冠华和罗旭参加。对于这次会谈，基辛格在《基辛格秘录》一书中有详细的记录。

    基辛格端起酒杯敬酒后说，副总理先生，很高兴能与你见面。

    邓小平看着众多的记者和摄影机说，记者真多啊！

    基辛格说，他们要我们握手。

    基辛格先后与邓小平、乔冠华握手。

    基辛格说，他们要我们三个人一起握。我想，你们的摄影师比我们的守纪律得多。

    邓小平笑说，我们不应该听他们指挥。

    基辛格苦笑：但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否则的话，他们会登最难看的照片。

    摄像后，新闻记者离开了。

    基辛格关心地问黄华：黄大使，你的背还好吗？

    黄华回答，马马虎虎。

    基辛格说，你去看过我帮你安排的医生吗？

    黄华说，还没有去呢。

    基辛格开玩笑说，他怕我的医生会在他的背里面放麦克风。

    邓小平抽口烟说，我想在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些人中，你最早认识的是黄大使。

    基辛格点头说，是的，我是1971年和他在北京机场见面的，他可能已经忘了，不过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经验，让我知道如何去谈判。有一次，我与苏联人讨论一份公报的事。他们建议双方各自提出自己立场的最高纲领，然后再试着来化解分歧。但是黄大使建议我一开始就应该将我们真正的立场提出来，这样我们才更容易达成协议。结果正如他所说。现在我说了这么多，下一次我在北京的时候，副部长（指乔冠华）也可能对我吼叫，看看结果会怎么样。不过，跟我吵架最多的还是乔副部长。

    邓小平说，到目前为止，你应该已跟他吵过好几次了。

    基辛格又向大家敬酒，并请大家吃东西，说，跟他谈判一直很艰难，但大家都很理性，也能够达成协议。比如上海公报的谈判，我们花了好几晚的时间共同讨论用字的细节。

    邓小平说：每一方均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是最重要的。

    基辛格说：我们一直将美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我们也有意追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正如我跟毛泽东主席与周总理说的一样。

    邓小平说：毛泽东主席个人也支持这种政策及相关的原则。我相信，你与毛泽东主席两次长谈后，也应该知道这一点。我想，上次你和毛泽东主席谈话有三个小时吧。我读过你们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记录。非常清楚，你们从战略观点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唯一的难题是，不知苏联的战略重点在哪里。就这点来看，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这些分歧算不了什么，实际的发展会告诉我们，他们真正的战略重点何在。

    基辛格说：当然。无论苏联的第一个战略重点何在，但它的下一个重点很明显。如果第一个重点在欧洲，那么下一个就是中国；如果第一个重点是中国，那么下一个就是欧洲；如果第一个重点是中东，那么下一个也很清楚是哪里。

    邓小平直入今天谈话的主题：我们应该依照上海公报的原则来做，台湾问题该怎么处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怎样推进？

    一谈到正题，基辛格说话就不那么利索了：我们持续降低了和台湾的来往，美国政府正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但愿听听你的想法。

    邓小平宽容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提出两点：一是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二是我们也并不着急，毛主席已经同你提过这个看法，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

    自那以后，事情朝着更加麻烦的方向发展。

    尼克松继1972年访华后，1973年11月派接替罗杰斯出任国务卿的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曾就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向中方作出承诺：“总统表示，在任期头两年，解决好与台湾的问题，削弱驻台美军力量，美中互设联络处。在后两年走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中国建交，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8月初辞职，副总统福特8月9日继任总统，他上台后第一个任命就是让基辛格当他的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并保证继续执行尼克松时期的对外政策。但是很快，他就偏移了尼克松的外交政策，致力于美苏缓和，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那么积极，在台湾问题上还制造了麻烦，采取了一些违背上海公报精神的做法，更无视尼克松对中国作出的种种政治承诺。

    1974年，基辛格也仍然抱着他的欧洲年不放，对苏关系摆在了基辛格日程的首项。他于11月出访十八国，被称为“十八天旋风式访问”，行程四万公里，平均每天访问一个国家。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后，基辛格前往日本和中国。这次访问，基辛格见到了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毛泽东远在长沙，没有像往常那样接见他。基辛格带着妻儿去医院拜会正在病中的周恩来，会见进行了三十分钟。

    邓小平接替生病的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跟他谈判。中方参加会谈的高级官员有乔冠华、黄镇等，美方布什是参加会谈的一个重要人物。

    半年前在联合国的晤谈，邓小平的谈判风格已经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面对新的对手，会谈一开始，基辛格便拿出了第一次会见黄华时的故伎，指着摆在他面前的三大本厚厚的会谈文件，略显傲慢地说，我们会谈了四次，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提要手册从头到尾向你念一遍。

    邓小平问，这几本提要手册有几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