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阳明山郊外天母山，坐落在绿意盎然的小山坡上的一栋两层楼的西式房，是从美国回到台湾的陈立夫的住宅。院内树林森森，百花盛开，山溪流淌，飞鸟穿林，颇有野趣。

    台湾报刊记者采访陈立夫。陈夫人孙禄卿在一边绘国画。

    记者问，陈先生，请问你对当前时局有什么看法？

    陈立夫淡然地说，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知世事啊。我在美国是养来亨鸡，卖皮蛋、咸蛋、豆腐乳，维持生计，回台后是读书、写文章，“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啊！

    记者说，陈先生是“党国”元老，你从美国回台湾，下飞机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希望能平平静静地度过晚年。现在又传闻陈先生要出任要职？

    陈立夫说，仅是传闻而已，我对政治已完全失去兴趣，宁愿做些知识性的研究。

    记者突然问，海峡那边不断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陈先生对此有何评论？

    陈立夫热情起来：我对此很关心，对祖国统一的向往是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啊！

    记者寻根究底地问，这是否也是“蒋总统”的意愿？

    陈立夫老道地推辞道，这要请你们去问“总统”本人。

    “总统”蒋介石本人已是朝不保夕，不亦衰乎了。

    1969年7月，是一个炎热而躁动的月份。对蒋介石来说，这个月可称得上是极不吉利和极其动荡的一个月。

    与往年一样，蒋介石夫妇到了这个时候就从士林官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为确保安全，通往阳明山官邸的仰德大道沿途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这条大道，是由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专门拨款兴建的，它除了山势陡峭而无法改变之外，其路况可称得上是台北市郊最高级的一条公路了。

    尽管这样，令人始料不及的车祸还是在这最高级的公路上发生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蒋介石的车队从士林方向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山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下上下客。因为是转弯，前导车没有看清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没有来车，便照直行驶。这时，突然有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后面猛然超车，并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直接往下冲来。显然，这辆吉普车也没有发现“总统”车队在高速驶来。为避免与吉普车撞个正着，前导车立即实施紧急刹车，可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后面的“总统”座车来不及反应，猛然追了前导车的车尾。

    在撞车的一刹那，蒋介石手上还握着拐杖，身体猛然往前冲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胸部当即受到严重撞伤，连阴囊都撞肿了，假牙也从口中飞了出去。宋美龄坐在他的左侧，在遭到突然撞击时，她的双腿撞上了前面的玻璃隔板，发出痛苦的尖叫声。

    蒋介石夫妇立刻被送往医院急救。经医生检查，蒋介石的胸口受撞击最为严重，心脏部位明显扩大。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心脏病经常发作。

    进入70年代后，蒋介石的病情进一步加剧，健康状况明显地从脸上反映出来，脸庞消瘦，双眼眼眶下陷。他的行动也越来越迟缓艰难了，尤其是他的右手萎缩得十分厉害，以至于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他不得不听众医生的劝告，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接受长期治疗。

    1969年夏天之后，蒋介石只作间隔式的露面，这种露面旨在给人留下一种蒋介石始终处于身体健康，一直控制台湾局面的印象。实际上，这几次露面都是宋美龄煞费苦心刻意安排的。

    蒋介石自1969年8月从政坛上悄悄隐去，已经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无影无踪。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已经公开刊载了一条来自台湾的电讯，赫然标题竟是：台湾秘不发丧，蒋介石确因猝遭车祸而死。

    因为美国这条爆炸性新闻，台湾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一时难于控制。有接班势头的蒋经国毕竟代替不了蒋介石。宋美龄对外界越来越离奇的传闻心急如焚。

    1974年12月，蒋介石再度因患感冒而转为肺炎，并由于前列腺炎未愈，治疗颇为费事。1975年1月，蒋介石的病情日趋恶化，高烧不退。蒋经国每日至少三次前往探病，蒋介石握住蒋经国的手良久，语音甚低。蒋经国见父亲病状起伏，深感不安，夜不成眠。1月9日夜间，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此后，蒋介石病情稳定，日渐好转，实际上是回光返照。2月下旬，病情又出现反复，说话声音微弱，蒋经国极为忧虑，极想“辞职”伴护。3月26日晚，蒋介石病情恶化，经三个多小时抢救才转危为安。

    1975年清明节，郊外一片烧纸祭坟景象。

    蒋经国来阳明山官邸向父亲请安。

    蒋介石躺在床上，以虚弱空洞的目光望着儿子问，经儿昨夜睡眠可好？

    蒋经国忙回答，很好，感谢父亲关怀！

    蒋介石自语：我睡得也好。

    蒋经国说：那我就放心了。

    他要告辞，蒋介石突然以异样口吻说，经儿，你自己以后要多休息。

    蒋经国鼻子发酸道：是。

    蒋介石又有气无力地说，你去请立夫来我这儿。蒋经国答应一声出去，蒋介石自言自语：今天可是鬼节哟！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正在蒋介石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他想将这秘密使命交给与共产党打过多次交道，抗战前主持过国共秘密谈判的陈立夫。陈立夫从美国回到台湾，已经担任了“总统府”资政。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采取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打出信号：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

    陈立夫应召来见蒋介石，两个垂暮老人在交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