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虽然与父亲蒋介石一样以“反共复国”为己任，但他强调“实践”“向下扎根”，经营好台湾这块地盘，作为“反共复国”的基地，因而被称为“民粹派”的领袖。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飞速发展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向历史作交代”，赢得了一些台湾民众的好感与海外舆论的好评。

    蒋经国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台湾的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蒋经国于1974年提出振兴台湾的“十大建设”，该计划虽有典型苏俄计划经济的长官意志色彩，而且部分项目已在今天被认为是败笔，但“十大建设”正好施行于台湾经济腾飞之时，无意中提供了基础设施准备。“十大建设”成为今日台湾人概括那个时代的最好象征。

    1951年到1970年的二十年，台湾人均GDP仅从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二十年间的人均GDP已变成7097美元。

    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这是蒋经国能够大刀阔斧地实行“政治革新”的前提和保障。没有经济高速度发展而贫富差别较低的经济基础，蒋经国具有再大的权威、再大的愿望，恐怕也难于推进民主改革的进程。

    蒋经国晚年为推动全面革新，遏制以党内元老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发表了一系列鼓吹革新的讲话。但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偏安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的基本“国策”不能变，“八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在“五不变”的限制下，他的“政治革新”大打折扣。但笼门既然打开，鸟儿的飞翔方向就由不得他了。

    1979年8月，台湾《美丽岛》杂志问世时，提出了“培养新生代的生机、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口号，以发行人黄信介名义发表的发刊词《共同来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说：

    今年是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动荡的世局和暗潮汹涌的台湾政治、社会变迁在逼使我们在一个新的世代来临之前抉择我们未来的道路。历史在试炼着我们！……

    仅仅出了四期，《美丽岛》就随着高雄事件的发生而夭折了。

    《美丽岛》及高雄事件爆发后，警方根据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没有采用镇压手段而是维持秩序，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四十七人（冲突中，群众专向手持对讲机的军官发动袭击，担任行动指挥的少将被人用破瓶砍伤手臂，负责前线指挥的指挥官则被火把打伤脑门），民众方面仅有四十多人受伤。事后，形成了岛内群众对闹事者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已从独裁体制的惯性思维中走出，亲自主导处理，无一人判死刑，仅施明德一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开明的曙光照亮了台湾人的眼睛。

    《美丽岛》这本民间的政论刊物，在短短几个月中曾激动过美丽岛上许多读者的心，也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此前的《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台湾政论》一脉相承，却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民间政治力量借助一个小小的刊物的一次集结。

    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国民党在台北党部会议室召开了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蒋经国主持大会并讲话。

    蒋经国说：“建设台湾与统一中国是不可分的，唯有建设台湾，才能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唯有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才能使台湾永远保持安定与进步。”

    “我党要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和以政治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为最高指导原则。中华民国统一大陆的主要凭借是三民主义而非武力。光复大陆并非要靠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统一将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会和经济方法来达成。”

    蒋经国大谈特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显示国民党已经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复兴建国”的大陆政策，并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将其大陆政策调整为以“实现三民主义”的和平方式“统一中国”。

    从1984年开始，蒋经国着手加速推进台湾民主改革。

    大约在1985年，有一天，蒋经国突然问英文秘书马英九：“‘戒严’英文怎么讲？国际社会对台湾戒严有些什么舆论？”

    马英九回答，“戒严”（martiallaw）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国际社会上当然对此持有恶感，批评颇多。

    蒋经国说：“你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