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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向历史作交代(第2页)


    沈诚虽然是受邀请来的,但他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中共最高领导人,于是又进一步问:“你可不可以沟通?跟最高层沟通?”

    贾亦斌说:“我有些上层朋友,应该可以沟通。请问,经国先生有没有诚意?”

    沈诚说:“我肯定地回答你,经国先生有诚意。”

    贾亦斌追问:“诚意表现在什么地方?”

    沈诚把椅子移动了一下,更加靠拢贾亦斌,交底说:“一是美国人在压经国先生,想把他换掉。美国人觉得他跟他父亲一样不太听话,美国‘抑蒋换马’的想法长年不散,经国与美国的矛盾始终不得缓解。”

    现在掉换位置了,轮到贾亦斌一再问:“还有呢?”

    沈诚说:“二是台湾内部也不太稳定。如‘台独’势力不时嚣张,老兵要求返回大陆探亲愿望迫切,台北、台中闹得很凶,老兵们上街游行。经国先生说:‘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离乡背井那么多年,我怎好强压他们的请求呢!’这些都需要与大陆接触。所以,蒋先生确有诚意,是认真的。”

    贾亦斌点头说:“我会认真帮他沟通。你很快会见到高层人士。”

    1987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接见沈诚。

    寒暄过后,杨尚昆询问沈诚:“蒋经国先生对‘国是建议备忘录’有什么反应?”

    沈诚说:“经国先生对于两岸、两党问题,深信必定能够在理念认同下求得解决。因此,他希望在求实、求同原则下能够突破。所以,他虽然看到我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后,还没正面表示什么意见,但从他那次找我谈话中,约略可以看到还是认可的。”

    杨尚昆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看来,合则两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的前途。”

    沈诚说:“我要求中共方面拿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我向经国先生请示机宜。”

    杨尚昆开宗明义说:“请你转告蒋经国先生,中共中央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

    沈诚重复以加强记忆:“中央层次,对等地位?”

    “对!”杨尚昆继续说,“这两点,是表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两岸人民能由互相交流而团结起来,而各取所长,共同合作,如利用台湾财源、科技、智慧等来配合大陆资源、人力、市场,共同振兴实业,发展国家经济,慢慢再求政治上达成国家统一。”

    沈诚高兴地说:“明白了!这意见太好太重大了,我晚上就通过香港将杨主席的谈话报告蒋总统。”

    两天后,杨尚昆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沈诚,杨斯德在座。

    沈诚说:“杨主席,我和香港联系后,派专人将我与你的谈话要点报告了经国先生,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先生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

    杨尚昆问:“什么样的具体表达呢?”

    沈诚说:“指的是书面表达,白纸黑字。”

    杨尚昆点头:噢。

    几天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沈诚,在谈话中对蒋经国希望的技术上的“具体表达”作了完整的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

    沈诚问:“邓先生,您对对等的和平谈判有什么设想?”

    邓小平说:“祖国大陆对两岸对等的和平谈判一直抱有诚意。我们裁减了一百万军队,撤销了台湾对面的福州军区,把福建直面台湾的沿海地区建成了现代化和平居住区。”

    沈诚又问:“对邓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不知应该怎样理解?”

    邓小平说:“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没有回到祖国怀抱中来。实现祖国统一,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我们提出了一个恰当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一后,台湾、香港、澳门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沈诚感动地说:“对于邓先生和中共的胸怀,我是感动的。我会立即把消息反馈给台湾,我对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开展十分有信心。”

    3月28日,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再次接见沈诚,说:“中共中央已经研究,认为我既是国家主席,又与经国先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决定以我的名义致函经国先生,并由你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沈诚接过信函高兴地说:“那就好,我会亲自将杨主席的信函送到蒋总统手里,并向他面呈一切。”

    杨尚昆指着信封说:“没有封口,你可以打开先看看。”

    沈诚说:“谢谢信任!”

    1987年3月31日,蒋经国在台湾慈湖官邸书房约见从北京回来的沈诚。蒋经国身穿毛巾睡袍,左眼因为白内障刚开刀,还蒙着纱布,坐在高背椅上,叫沈诚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高兴地说:“则明弟,你辛苦了!我要你7点以前到官邸,是因为秘书们此刻还未上班,我们两人可以密谈。”

    沈诚问候:“蒋总统,最近身体怎么样?”

    蒋经国说:“还撑得过去,左眼因为白内障刚做手术。”

    沈诚汇报说:“大陆的杨尚昆主席给您写了封信,要我转交。他为了郑重并使我安心,还亲自交代我,信未封口,准许我过目一下,再封上。”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黄色牛皮纸封套着的信函,郑重交与蒋经国。封套上横列“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十个红色简体字,信纸也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公笺。

    蒋经国并没有当场拆开看,只说:“我在莫斯科留学时,就认识杨尚昆,当时他和王新衡跟我三个人,常常在一起聊天。上次见过你的邓小平,也是我的同学。”

    沈诚又将《香港基本法》交与蒋经国,说:“这是《香港基本法》。那边希望您看看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对台湾还可以更加变通的,尽可以提出来。”

    门外有脚步声,蒋经国抬腕看表,已到8时。沈诚忙站起告退。

    蒋经国说:“你先回去休息吧,等我电话!”

    忙了一天,蒋经国夜晚回到书房,在台灯下,打开中共杨尚昆的密函来看,并默读着密函内容:

    经国先生大鉴:

    近闻先生身体健朗,不胜欣慰!

    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设想,昆等印象良深。

    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诚我中华民族之崇高愿望,亦历史赋予国共两党之神圣使命,鉴此,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

    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远瞩,吾人深为赞叹!唯愿能早付诸实施,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

    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书不尽意,临颖神驰,伫候佳音。

    小平、紫阳、颖超先生嘱向老夫人、阁下,并纬国将军致意!

    即颂时祺杨尚昆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4月4日,蒋经国在慈湖官邸书房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后,召见沈诚说:“我对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不过还有一些问题想再问清楚一点。同时,像这样的大事,我必须报告老夫人,她明天会来慈湖。”

    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毛周时代已经过去,邓杨应该比他们更能自主些吧。但愿大家记取过去血泪的教训,真正能做到诚意合作,让我们对历史有一个交代。”

    沈诚问:“总统,你对杨信中所提原则和程式有什么意见?”

    蒋经国说:“大原则,我明白,党对党是准确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认同大家的党中央,能以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才不使双方有尊卑的感觉。至于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

    沈诚不解:“操之过急?他们说,双方主事人的年纪都不小了,要抓紧啊。”

    蒋经国隐有苦衷地说:“真正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还要向老夫人报告一下。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有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不会赞成。我倒认为,执政党代表政府,应该不致有太大的问题。”

    他想想又说:“在党对党谈判的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

    沈诚说:“那我就将蒋总统的意见,通过稳妥渠道,向对方转达。”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签发了解除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正式宣布废除国民党在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实施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同年11月,宣布正式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1987年9月的一天,下午4时,沈诚从香港赴台探视病魔缠身的蒋经国,他被叫进书房。

    沈诚问道:“我接到总统府的电话就赶来了。我带回的中共的那封信,打算怎么处理?”

    蒋经国说:“我正研究他们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出决策。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不过像这样的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全一些才行。你的看法如何?”

    沈诚建议道:“是不是应该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作具体规划?”

    蒋经国摇摇手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要考虑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了。”

    过了几天,沈诚又被召见。

    蒋经国说:“我预备第一波去北平的时间定在明年2月底至4月初这段时间。因为我也可能在明年3月召开本党十三大时,在党内秘密通过一下。虽说‘党对党’无须经由政府立法部门,但也可能不通过党组织,由我指派代表去北平。”

    沈诚赞同说:“这样就更好,省却许多掣肘。”

    蒋经国强调说:“你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做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

    过了半年,在北京邓小平住宅,邓小平询问主持对台事务的杨斯德:“我们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的事,大半年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结果?”

    杨斯德说:“台湾方面还没有正式回应。”

    邓小平说:“再问问看,台湾方面有什么看法。哎呀,看来蒋经国毕竟是个孝子。”

    杨斯德说:“据沈诚说,蒋经国也有说不出的苦衷。他需要说服蒋老夫人,取得她的同意和支持,还需要物色合适的谈判人选。”

    10月初,有说不出苦衷的蒋经国又召见沈诚。

    病恹恹的蒋经国说:“大半年过去了,台湾对中共方面的提议仍然未置可否,十分失礼。你是不是再跑一趟北平,表示歉意?”

    沈诚说,与其空手去,不如不去。最好能把第一波人事定下来,带着名单去征求意见,以表诚意。

    蒋经国说,最快也要年底前落实名单。名单不好定啊,他们既要严守台湾立场,又要熟悉中共政治。

    11月2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煞有介事地说:“过去我们曾与中共有过多次和谈,得到了惨痛的教训,所以1949年以后决不再与中共和谈。”

    “我党要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产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全体同志,贯彻到底。”

    说了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他最后竟说:“不过,大陆最近有一部电影《血战台儿庄》,值得一看。我推荐给中常委的同志看一看。”

    12月7日早7点,蒋经国穿一件浅黄色夹克,深灰色长裤,在大直官邸约见沈诚。他的身体已经很差,脸部更显得浮肿,音调低哑。

    沈诚问:“蒋总统在‘中常会’上怎么还那样说呀?这会引起中共的误会的。”

    蒋经国说:“公开的会上这样说,正是为了私下的接触减少阻力。”

    沈诚急切地问:“去北京谈判的人选考虑成熟了吗?”

    蒋经国有信心地说:“下一拨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作决定。那时,你就可以作安排了。你在台北多待几天,过完元旦回香港吧。”

    沈诚担心地说:“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慢慢来吧。”

    蒋经国说:“我已经答应过选派代表,必须遵守承诺。”

    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暖风频吹,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国共两党的高层交往,两党重新走向短距离接近。

    然而,历史往往是在出乎人们设想的轨道上拐弯,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1987年12月25日上午,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此时他已说话艰难,由秘书长何宜武代他宣读致辞。在座的十一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指“国会”),随后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当面攻击蒋经国。蒋经国的部属要严厉还击,被他制止了。半个月后的1988年1月10日,蒋经国对着他的一个孩子忽然开口,很伤感地说:“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三天后,即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隐匿在蒋经国脑中的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就秘而不可宣地无法实施了。

    令人遗憾的是,蒋经国开了禁,正要启动“三通”,正要派出赴北京进行国共对话的代表,他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子承父业的台岛政治强人的去世,使秘密进行的两岸接触突然中断,两岸两党正式对等谈判的美好设想也因此搁浅,不由得令人扼腕长叹。

    在北京邓小平住宅客厅,邓小平对对台办主任杨斯德说:“蒋经国先生去世了,很遗憾。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唁电去台北。”

    杨斯德问:“唁电对经国先生怎么评价?”

    邓小平说:“肯定他两条,一是他坚持一个中国,二是他反对台湾独立。”

    邓小平立刻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国台办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邓小平还遗憾地说:“若蒋经国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人亡政息,蒋经国的老同学邓小平也只能空叹息。

    在蒋经国逝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电文全文如下: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

    台湾《中国时报》称中共中央的唁电“电文仅有三十九个字,但被视为是近四十年来,两岸隔绝敌对下,共产党对国民党首次有较平和的直接反应,也是党与党之间对等地位作出反应”。合众国际社评说:中共领导人代表官方对蒋氏去世最初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们犹如失去了亲人,对在晚年曾设法弥合近四十年分离状况的这样一位疏远了的亲戚的死表示哀悼。

    蒋经国逝世后,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以“意图非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为由,将沈诚逮捕下狱,关押一年既不审也不判,最后竟然无所说明一放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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