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少有反思

    昨天到今天早上为止，我也不太明白我要讲什么东西，文学这种问题我们要大而化之。只是一个讲座我们要谈那当然好谈，各种教科书、各种经验、各种关于文学的讨论。但是就我个人逐渐接近文学的经验来讲，我倒并不太认为听某一个的讲座是一个好的方法，我个人首先做过一些讲座，但是我没有听过任何人的讲座，我比较拒绝这样一件事情。我没上过鲁院，没去过作家班。所以我也总是怀疑，我给别人讲，是不是真正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

    文学总是要面临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个人写作经验与今天流行的各种文学理论之间是否真正存在一种互相激发和交织的关系。就是说随着写作的进展，理论也有所进展，理论有所进展的时候对写作也有所帮助。

    从昨天到今天我觉得我有点短路的状况，最近讲得有点多，讲各种各样的问题。这让我突然想起今年我去自俄罗斯的时候，第二天就有个跟当地作家或者别的喜欢文学的人的交流，我始终弄不清我要讲什么。那天晚上“幸好”出了件事情，因为白俄罗斯明斯克市整个冬天是积雪不化的，晚上我出去走路把手摔断了，我倒在雪地上觉得眼冒金星，金星散尽之后突然看到天空下面有很多白桦树，自俄罗斯的夜晚天空比我们的明亮得多，所以还是一片蓝天，我没觉得痛，反而觉得明天可以说话了。

    说什么呢？因为我突然就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一本书，很久了，我都觉得我肯定已经忘记了。是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同时期的苏联解冻时期的写了很多关于二战的小说的作家——贝科夫的一部小说。他的小说显然跟我们写战争的路数不一样，因为苏联在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以后，出现了个文学流派叫作解冻文学。解冻文学，我们比较知道的恐怕是写二战的，和过去苏联作家写二战大不相同。中国人比较知道的代表作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再比如说肖洛霍夫的很好的短篇《一个人的遭遇》。那天我突然想起了贝科夫，我回去忍痛查询了一下，他真是白俄罗斯的。那么苏联分崩离析之后在一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作家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谈论一个被大家所共同熟知的作家。

    那么我谈论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倒在地上那种情形让我想起他小说中的一个场景。我努力回忆，是一个中篇小说，大概叫《狼群》，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写一个苏军突击队执行一次任务。我们也有很多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等等，但是我们的战争文学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听一听就知道贝科夫的小说和我们的不一样。他当时就写一个苏军的中尉，得到一个任务让他带三十多个人的突击队潜入德军后方去摧毁德军一个军火库。当然我们绝对可以写成一个高大上的战争小说，但问题是这个军火库是不存在的，侦察兵不认真。想想在我们的小说中、电影中，有关的类似?题材里面，情报一定是准确的，军火库一定是存在的，一定是会被炸毁的，最多牺牲两个可爱的战士，指挥员是不死的，诸如此类，我们已经有固定的模式。当他们按地图找到军火库的大致位置时，他们的人已经死掉一半，因为潜入后方是不容易的，他们付出了一半人的生命代价，但这个军火库是不存在的。他们就开始后撤，在这样一个情节中它突出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指挥员就开始追问，追问这样一个虚无的任务，付出这么多战士的生命是不是值得。大家记得吧，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头五个女兵去阻击德国人，一边在完成任务，一边反复在问自己，我们的战争要让这些女人去死，这是不是应该的。我们的不同文学中战争文学仅仅是一个例子，战争是一种极端状态，战争文学大概也是一种极端状态，但其实类似的情形在所有的写作中也是存在的。其实我们经常说反思，F是我们在推进情节发展、设置人物场景的时候，第一我们很难追问这样是不是可能，第二我们书里的人物、笔下的人物也是很少发出这种反思和追问的，为什么？

    但有意思的、使这个小说成为经典的是这个上尉一方面付出这么多的牺牲，一方面往后撤，他也想要完成任务，英雄主义还是有的，不能以为他有这种追问，英雄主义就消失了。他觉得这一路上既然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一定要找到一个袭击的目标，才对得起这些牺牲的人。当然在搜寻目标的过程中他手下的人几乎死光了，不断和德国人遭遇，不断和德国人打，最后就剩下他和另外一个兵，这个时候他觉得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非死不可，但总要搞点什么。除了和德国人遭遇，路上互有伤亡，打死几个人之外没有找到点目标，这个时候突然来了几辆德国人赶着的马车，从雪地上过来，这下发现了重大目标。两个人埋伏在白桦林里准备进攻，结果很失望，马车上什么军火也没拉，粮食也没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就是拉了几车草准备去喂马。他想，袭击几辆装草的马车实在值不得。但是他已经负了伤，没有任何能力，所以他还是最后一搏，发起了袭击，让死值得一些。他的兵先冲上去被打死了，他想草也没有什么打头，他觉得要找一个和自己军衔相当的军官作为攻击目标，然后冲上去，这样死才值得。反复等待，他觉得来的是一个军官的时候冲了上去，结果发现是一个兵，他不忍心开枪，最后还是开枪把他打死了，然后他倒在雪地上就是我倒在雪地上看到的场景，他就追问天空，这有什么意义？最后白俄罗斯人当然很高兴有人读过他们的小说还记得那么清楚，而且第二天我是吊着绷带去的。

    其实你看这样一种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到人在进入文学写作思路的时候，当然我不是指今天的战争文学，是所有的文学书写中都普遍存在一种问题就是，今天中国人总是把反思挂在嘴上。但是，对人的处境，人在社会上的处境，人在社会运动中的处境，我们很少有反思，这个反思有两层含义。第一，我们对自己的写作所提供的意义缺乏反思。第二，我们对展开故事情节，也就是在构建一种人文关系的时候，这里头的人也是缺乏反思的，要么是主动性很强，代表作者在操纵这种情节，背离生活逻辑，要么就特别随波逐流。今天中国人特别会写那种随波逐流的小说，因为我们也是随波逐流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活如此。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就是合理有一种非常简单片面、挂一漏万的断章取义。其实我们并没有认真地读过萨特，没有认真地读过加缪，但是听说过这句话，觉得这句话给所有的犬儒主义行为一个合理的开头。我们从这篇小说引开一个话题，那就特别有意思。头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的反思能力，这个反思能力不是我们愿意反思就反思的，大多数情况下今天的中国作家包括我自己吧，进入文学的时候是缺乏思想资源的，反思不是你想反思就可以反思，反思是需要思想资源的。今天我们总是就事论事，我们聚在一起经常讨论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已经讨论清楚了，细节、情节、人物、节奏、想象力，这些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讨论呢？当然可以，但是这些东西如果只凭一点写作经验，我们的理论术语，不同的理论术语很难把这些问题理会清楚，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任何事情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我们说文学艺术是需要个性的，需要创新的，那么你还是在以过去的文学史的那些经典著作或者别的方式提供的普通技法进行写作，或者别人使用过的技法进行写作，那么我们的创新性是无从显现的。

    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时候技术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几乎不可以讨论的问题了，而是应由你自己去摸索的问题。想象力向什么样的地方发挥，细节怎么建构，等。每个人的小说的语感节奏，以及由语感和情节起伏所构成的整个小说的整体节奏，都不一样。

    在某种问题上，我个人的体会是写到熟练的程度，达到发表水平的时候，技术问题仍然是问题，但是此时技术问题已经变成个人的问题，是自己去发展和摸索的问题，而不是和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至多是你创造一种新的技术，别人可以讨论，或者某一方面你自己有所发展。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在谈技术这个问题。

    法国一个哲学家讲过几句话，说我们当代人涉足的很多话题是可以不讨论的，因为这些话题大部分时候要么不是问题，要么一定是自己思索和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讨论的，要么是伪问题，要么是不能讨论的真问题。我们老在讨论这些问题就是浪费生命，所以他创造了一个词叫意义的空转。开发动机，先开三分钟预热是可以的，但是之后呢？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处在意义的空转状态。那么，其实需要解决的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写作和思想背景问题或者说思想资源问题。

    今天大部分作家的知识构成，是相当单一的。文学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古往今来，文学是在反思社会，但文学只是从审美的文学的角度建构秩序。砖瓦匠是砖瓦匠，他们之外还有建筑师，建筑师是有思想资源的。所以很多时候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里，别的学科思想领域也在解读社会，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建构社会秩序。人类学有自己的方法，社会学有自己的方法，政治学有自己的方法，所以更多时候文学需要吸收别的学科的思想资源。比如刚才讲的贝科夫的小说，为什么中国人写的抗日剧别人不愿意看，为什么美国苏联法国写的战争题材全世界都可以接受，这是什么道理。是我们确实没有思想武器，我们觉得我们爱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永远处在这样一种定位上考虑问题，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其实人类学、政治学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管是文学学科的建构，还是真正现代性学科的建构，一定是居于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就是：个体的人、民族的人或国家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更高的维度——人类。哪怕我们在写微小的事情的时候，首先它是个人行动，文学首先是从个体入手的。第二个，当然他身上是有文化烙印的，文化烙印来自他的民族、他的国家形成的文化，他的文化风格、行文思路大部分时候主要是受这个影响。但是一定要记住，人类的人。

    我们经常讲毛泽东的矛盾论，特殊中的普遍，写出特殊性，但是我们能力的缺陷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写出普遍性。普遍性是什么？是全人类共同的处境。贝科夫的小说就写出了普遍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也是。他只写执行任务中所遇到的问题，这是他个人要承受的。要去完成任务是基于他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集体性的天然的责任。但是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种种不可能实现的时候，倒出了命运中遇到的各种偶然性堆积起来出现的特别荒谬的结果，而不是我们在胜利逻辑和英雄逻辑之下出现的每一战都必然胜利，每一战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去世，那战争怎么死那么多人呢？我们的战争写得像游戏一样，多打两次就通关了。

    所以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萨义德曾经说，他谈论的不是文学，大家晓得他谈论“东方主义”，那么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知识分子的大概意思是他们从个别的经验出发，触及人类苦难的命运，但是他们在挖掘这种苦难真相的时候，他们让读到他们文字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和哪个民族，都感受到人类的共同处境，所以知识分子能超越国家民族党派，最后以个别的苦难的经验书写，在全人类中引起良好的共鸣，这就叫普遍性。但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论述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刚才说了知识分子很广泛，各个学科都在建树自己的东西，但是最容易达到这种方式的、最容易达到这种效果的，我觉得是文学，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关注技术性的问题了。

    当然全世界都有国与族的身份敏感，但是我想中国是超常敏感的，我们的兴奋带就在国与族上面。所有的文学提供的样本很难超越国族的这种普遍经验，还有就是我们在思想维度上我们没有第三个维度。

    所以说，好的文学作品大多对人、对人物会有三个维度的考量：一是个体的人；二是作为国或族的文化的或政治性的人；第三个维度也是需要考量的，这就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人类的人，普遍人性中的人。当然，这三者在具体作品中交互作用，还要具体分析，没有那么简单。今天对各种资源我们都有相对充分的表述，问题是我们愿不愿去触及这些问题，在思路上愿不愿意触及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在随大流，平常闲聊不算，我们在谈到相关问题时是不是在随波逐流的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

    想象力究竟是什么？

    同一个小说文本我们还可以引出很多话题，比如通过这个小说我们可以引出想象力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会谈想象力，但想象力究竟是什么？想象力在小说文本中是怎么发生作用的？想象力只是在不真切的状况下帮助我们建构人物关系，人物关系互动的时候产生故事情节，我想大部分的人在谈想象力的时候他们在谈的是这个问题。但如果大家读过贝科夫的《狼群》，我们就知道想象力究竟有多重要。因为贝科夫那一代至少是没有参加过二战的，仅听说过二战故事，他们开始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那时他们都是年轻人。解冻文学一代，除肖洛霍夫外都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当然今天写抗日神剧的人也没有经历过战争，这是想象力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当然贝科夫他们的想象力能够帮助我们复原当时的战争场景，我们不觉得虚假，甚至当解冻文学的这批作家出现以后，那些参加过二战的老兵说这些比原来西门洛夫他们写的还强。西门洛夫是参加过战争的，参加过战争的写来不像，没参加过战争的写得像。用今天的文学理论讲就是有没有深入生活、有没有生活体验，所以今天我们老去深入生活。深入生活对不对，当然是对的。但据我看来大多数时候的深入生活是无效的，因为那个是形式主义的深入生活，我们把它叫采风。采风大家知道是从《诗经》时代开始的，收集民歌，把老百姓有意见的那些民歌拿到“皇帝”那里去，“皇帝”晓得老百姓有什么反应。我们知道《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这样来的，汉代乐府诗里的大部分也是这样来的。汉诗里的特别棒的《古诗十九首》就是这样来的。所以“采风”这个词从头到尾就错，你又不是朝廷的采风官，去打听啥子意见。

    什么是生活？对于这个问题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说过，当然她说的是摄影，触类旁通，她谈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变成了像游客一样的旁观者，游客从纽约北京巴黎出发到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变成旁观者，把所有人的生活奇观化。今天我们在采风的时候大多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这是被苏珊·桑塔格辛辣讽刺的一件事情。而且刚才我讲，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贝科夫写战争比经历过战争的人写得像，那么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深入生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深入生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

    我们今天的战争文学就是模仿苏联早期的战争，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创造一种战争文学，我们就写卫国战争时期的这种文学，那就是英雄主义的、典型化的。一场战争下来死多少人都不太知道，百分之七八十死去的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们只记得典型，一些英雄。这是我们的战争，这是苏联早期的文学，我们越来越这样，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奇观化，奇观化没有到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怎么能叫神剧呢？而且这也不是编剧这样编，导演这样导，演员这样演的问题，整个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如果所有观众都不追这种剧，唾弃它，它能风行吗？如果官方在某种程度上不支持，它能风行吗？所以这是我们全社会的一个问题。有些时候有些人就看这种东西，吐槽吐得那么详细，说不定昨天晚上`看得很细致呢，早上醒过来才想起要表达你的高明。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我们更容易受到这样一种文化环境的熏染。回头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深入生活解决一切问题吗？如果深入生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你深入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体验能不能发生一些转移，转移到另外一些情景和体验中去？这是可能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另外一种体验转移到陌生的领域建构丰富的细节。如果要说什么是想象力，这是最要命的想象力，这是想象力最重要的。我们建构一种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说，当然有的小说是基于社会经验的，老百姓也有发言权，这个写得像不像，像他不像你，文学什么时候等而下之到要像一个叽叽喳喳的老太婆，让她来发表意见呢？但是我们的文学基本上就在这样一个思路中展开。小说或者其他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重现社会生活场景，小说是一种探讨社会可能性的艺术，可能性就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什么时候说过小说只写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英国作家奥威尔，《1984》是发生过的吗？没有发生。但会不会发生，会发生。因为奥威尔在写的时候是20世纪50年代。但是到斯大林时代到“文革”时代差不多就是我们的“1984”。同样是奥威尔，《动物庄园》的事情会发生吗？当然不可能。但真不会发生吗？也许会发生，这就是可能性，这叫小说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想象力才是重要的。奥威尔在《1984》里面想象所有的环境，那种才是靠想象力建构一个事情，老大哥要监视所有的人，那种监控手段要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建构一个监控系统，第一当然需要知识，尖端前沿的知识，今天当然很好理解，但是你想想20世纪50年代写这个东西，这才是想象力。想象力一定是和细节场景相关的，而不是最庸俗的理解。我们编织一个人物关系，只是一个小小的虚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重要的。如果有一点小小的虚构能力就觉得我们是小说家，那是弥天大谎，如果人家告诉你那可以，这是弥天大谎，如果自己告诉自己这样可以，那是自欺欺人。所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构想出更真实的场景，一个是想象力，更重要的是思想资源。你说西蒙洛夫他们不能写？他们参加战争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但是他的文学理念，他所接受的思想资源要求他忘记这样的真实，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这是对苏联普列汉洛夫他们的思想更通俗的表达。让我们要有典型化，典型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高大上的过程。所以你会发现原来观念比生活更重要，生活有方式，观念对头了，哪怕我们没有经历那种生活，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力，可以通过接触到别人的讲述，接触到很多别人的材料，然后去重新建构。没有想象力，没有历历在目，你写出什么东西呢？这也是我们读书的方法，贝科夫的《狼群》，同样一个文本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看它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思索，其实就是一个文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要读好的文本，好的文本给我们好的启发，当然有时读一些坏的文本，看坏是怎么坏的，看可能是好小说的小说怎么变成坏小说，你可以看到可以变成杰出的小说怎么变成平庸的小说，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文学方法，既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更有今天这个世界更广大的思想资源的一个问题，理解它的一个问题。

    总体来讲呢，文学上的问题，古人讲得很好，功夫在诗外，我们现在诗内下的功夫稍微多一点，诗外的功夫很少甚至没有，这就造成文学上的一些困境，就是我们进展不大，我们还是比较看重题材的重要性、独特性，我们还是比较看重文本内部的人物关系和故事建构，除此之外我们对一个文本更该提出的别样的东西就比较少。但是小说这种文本经常需要提出更多，用中国古典文论讲是意在言外，当然他们更多是说诗和词的，但是小说要有更丰富的韵味，而不是简单的对主题的社会学阐释，今天批评家也在诱导大家做苏珊·桑塔格反对的那种社会学阐释，最后造成我们小说文本丰富性的消失、意蕴的消失，最后只剩下故事、人物和意义。大部分时候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层面讨论文学——故事合不合理，曲不曲折，人物有无个性。其实这种东西早不是问题了，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有的人物叫圆形人物，我专门要写一种没有性格的人物叫扁平人物，有些时候小说中出现某个人物就是符号化的、象征性的，他要那么多性格干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花大部分笔墨去勾勒他的音容笑貌，让他说几句有个性的话，性格不是那样产生的，性格是在行动、在抉择中产生的。

    对话：

    微信我就没开过问（学员）：您曾对媒体说最大的问题是认知问题，我发现我们基层作者真的要解决认知问题很难。做中国的作家非常难，你写出的东西要发表，某些“官方”意识形态的东西该怎样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