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三在军统内，不是黄埔出身，属非嫡系分子，爬得如此之快，许多人都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这当然也引起了一些黄埔干将的眼红，他们在一起闲谈时，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戴老板一贯重视黄埔同学，对杂牌部队出身或其他政治党派分化出来的人，哪怕是共产党的叛徒，也只是利用一时，到了无可利用时，便弃之如敝屣。黄埔系的，重用当然是应该的，这马汉三，一个杂牌小卒，五官不正，两眼斜视，其心术也当不正，不知是何道理，一入军统竟被戴老板视为奇货。

    对此，戴笠曾对知己解释过：马汉三嘛，我是把他当“字典”来“查”，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几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当一面的又没有几个。北方自古即为外患边乱之源，今日则尤有过之。马出身于西北军冯玉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员，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

    马汉三为军统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进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未被冯所发觉；他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所发觉……

    马汉三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及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外蒙古在苏联唆使下宣布独立时，为了权宜之计，不得不举行谈判。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如要谈判，最好由军统局派知情能员前往。最初在戴笠心目中的能员就是马汉三，后来考虑到有可能暴露其身份，不如站在幕后。结果蒋介石经批准，派军统的另一个要员简朴前往。在谈判中，连苏联方面的间谍头头，一听简朴了如指掌地掌握了外蒙内情（均为马提供），也莫不感到诧异。

    以上当然也是重用马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戴笠没有说，他也不会说。

    马汉三长期在内蒙及晋察一带活动，与蒙古族上层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特别是1941年他当了军统五原办事处的处长后，更是加深了同德王等王公贵族的联络。德王一直是脚踏两只船，一方面与日本人打得火热，一方面又经常向蒋介石暗送秋波。为了使通向蒋的线不断，德王也把马汉三抓得很紧，关系十分密切。

    日本人在占领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等地后，仍按他们的既定方针，采取了“化整为零、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主席是云王（即云端旺楚克），副主席是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而实际负责的是德王。云王年老多病，寓居达尔罕，没有到任视事。后云王死，德王正式继任主席。

    后来，日本人认为已在蒙疆一带站稳了脚跟，便调整方针，又采取了“并零为整，统一治理”的政策，把察南、晋北、内蒙古三个伪政权合在一起，在张家口搞了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王任伪自治政府主席，“晋北”的夏恭，“察南”的于品卿任伪自治政府副主席。

    伪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办公，张家口自然成了蒙疆、晋察的军事政治中心。马汉三的活动重点也移到了张家口，他在那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马汉三化名“龙文”，在张家口开了一家绸缎庄，该庄实际上是蒙疆地区军统的联络站兼指挥中心。那柄乾隆九龙剑，就放在该庄的高级保险柜内。

    这期间，马汉三曾用暗语向戴老板去电，提出交剑的事，戴笠装聋作哑，没有明确表态。后马汉三到重庆开会，直接找戴老板密谈过交剑的事，戴只是说，先放你那儿吧，但一定要保存好，不得再有半点闪失。马汉三很是着急，但他慢慢地一揣摩，似乎又有点明白了：戴老板是否也有自己吞剑之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