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晚上我在念一本诗集，作者叫布考斯基，书页上没有标注国籍，看名字像是个波兰人或者乌克兰人。老实说，他的诗——至少翻译成中文以后——不怎么样。换言之，这大概是个最多见的二流或者更高流的诗人。

    这好象是嘲讽的，但更多的却是自我消解。在被暗示了“成为平庸”一事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之时，我们不得不反抗；而当那个现实逐步逼近我们的生活，反抗也就激烈异常，甚至打碎了镜子，暴露出愤怒的眼神所映照的原是一片空旷。

    那好像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必须拥有的，藉对立和反抗以勾勒出一个完整自我的——假想敌。

    我本想依照哲学术语称他们为“他者”，可是这一切正在我面前缓慢地消失。我不得不承认他们都是我的虚构，而我，就像接下来的这个句式一样，已无可挽回地走向平庸。

    好在我要讲的并不是我的故事。它虽然同我有关，却更属于另一个人，而且拥有一个走向并不明确的开放式结局。那些至少存在于我脑中的可能性，多少能让人松一口气。

    二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长久地在这座城市生活了。

    我和父亲站在白色围墙外面，刚铺好的黑色沥青路面上只有一辆TOYOTA——轮胎压着刚涂上的还没干透的停车带，尾气管还在朝外吐着气——整个街道有着那个时间独有的安静。

    父亲和保安说了几句，然后拉我进去。楼梯很多，中间有一列花坛，摆了些正开着但将要谢了的花。七月份的太阳炙热，我想快些跑进去，接受屋顶的庇护，身后却忽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夹杂着浑浊气流的声音。我回过头去，看到车里下来了两个人，大概是一对父子。我准备仔细看看，可是悄悄退化的视力早不支持我这般举动了，眼睛于是瞇起来，勉强将两人面目凑了个梗概——都是有鼻子有眼的人吧。

    我后来想起这件事情，觉得这个结果不能单纯怪到我的视力上。首先，我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有写几个字的能力，甚至有将这些东西拼凑起来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很确信对面的那两个人都是同性，绝无可能发展出一见钟情此类的剧情，也就没有观看的动力。

    不过为了顺着这寡淡的开头把事情讲下去，我们不得不撒一个小谎，就像所有仁波切都会说的那样——我的没有认真看他，只是因为我相信因缘，不愿意强求。

    于是在我等待父亲的时候，他过来拍了我的肩膀，并用当地少见的分了平翘舌的普通话向我问了好。我有些诧异，因为我那时想着的是楼下卖的热狗是不是真像宣传图上画的那么长——要是那样，而且只卖一块钱，怎么看都还是很划算的，但要是短上一点，那可能还是攒钱买话梅比较好——我打着这个算盘，很顺利地将眼前充满善意的人当成了热狗，心里还有些高兴。不耐抬头看了看他的头发后转念一想，原来他才是长的那个，而我还不如超市卖的话梅。

    悲伤之于，我也正式地给面前这个划算的家伙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并且和他展开了长短热狗之间的友好对话。我问他几年级了。他说四。我想想说那我比你大一级。他说他开学也五年级了，他爸就是来办入学手续的。我爸也是，说完这句以后我们就再没声音了。气氛不大好，可能是太热了，被栏杆围起来的植物正朝外冒烟。

    我想起一两年前来这里的时候，这座小学似乎还没有建起来，这些冒烟的东西那时候应该都还在学校旁边的公园里——父亲带我去过几次，但我显然没能享受这种凝固的乐趣，只有父亲不断的感叹现在还残存着一些像是空气轻微颤动的声音被我记住。我怀疑是我记错了，因为那么大的校园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修好，而那个公园里的学校，植物冒烟的学校，一定已经搬出来很多年了。他们一定带走了一些植物，我甚至听到了那片已经被开发成花田的湿地的声音，有些青蛙，还有蛐蛐。他们曾经在那个地方跳越，却因为水泥而逃走……

    我突然觉得我认识他很久了，至少有两年那么长，从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算起。我问他来这里多久了，但并没有发出声来，他也没有回答我。我随后看到那两个中年男人从楼梯上走了下来，聊着天。我想了想，又问他：“你说我们会是一个班吗？”

    他点头，好像在笑，眼睛看着楼下的花草，不知在想些什么。

    三

    新学期的自我介绍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

    头发金黄而且烫得廉价的班主任没有多折磨我们，稍作介绍又抱怨一番学校在招录新生方面的没有原则后，戴上她的眼镜，指了指教室的两个角落，让我们去落座。

    那几步路我好像走了很久，而且意外地难过。和假期里在暂住的地方玩模拟人生不同，我清楚地明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呆在这个地方了，没办法读档，也不能重启。我猜我会和原来的朋友打一些电话，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但我也只是如此自我安慰而已，全没有行动的意愿。我悲观地觉得我的人生断裂了，坐下去的时候木质椅子也不停响动。旁边的人似乎对新生物大有兴趣，不断地问我事情。我有一没一地答着，扭头看看另一边——也是这个状况——心里才舒缓了一些，并且生长出了一些天然的情感。

    或许因为那种情感，我下课去找他主动打了个招呼，并且第一次看清了他那副标致的雕塑一样的眉目。他那时候的骨骼大概还在发育，落在白皙面颊上的五官都还没舒展开，好在格局已然定下，等那些鼻梁颧骨都扩出来，一张好面相也就得之八九了。当然这些说明有些历史学家的意思，好像在远古里去寻找某个国家强大的因素或者考订某家族的起源——我写这段东西的时候手里是他的两张照片，我寻找着他们眉目之间的关联以说明我从前的直觉——关于他很好看，并且未来仍然会很好看的直觉——是正确的。需要额外说明的是，我的此类直觉不一定准确。就目前的结果来看，一次命中，一次失败；并且很不幸的，失败的那个就是我——直到现在母亲也经常念叨说我小时候是个很好看的小孩子。

    不管怎么说，两个暂时好看的，并且同期转校的小孩子就这么认识了。这不是第一次相遇，但确实是第一次需要使用某种代号来称呼彼此。那些代号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地变化，从姓名到数字再到某些奇怪的声音记号，所有的波段在大脑里定位都过于清晰而且引发回想。所以我想用那个我从来没有用过的名字来叫他，那个听去粘稠的，但有保留了充足距离感的——汤圆。

    汤圆家离学校很近，虽然不是最短路径，但绕一绕的话，两个人仍然可以同路。那路真的很短，我前些日子走过，不过五六分钟的脚程，就算小孩子慢些，十多分钟也总够了。可剩下的两年好像就沿着那条路走来，我暂住的房子也从路的一头搬到了另一头。

    我不记得，也许是不可能记得我们说了些什么。因为那些风行一阵的卡牌，让乒乓球恰好压上底线的手势和隔壁班两个陌生人的八卦，对今日的我来说，也已成了储物柜积灰的角落和日记本上划满黑线的自然段，都是些难以收拾更别提琢磨的东西。

    我只记得学校走廊很长，是用三层楼放下六个年级近三十个班所需要的长度。在那条长廊尽头是一个不大的楼梯转角，应该是朝西的，因为下午躲在那里打牌的时候总是可以晒到太阳。走廊的另一头是球台，南北向的，有一次从信息教室逃出来到那里去打球，结果被和女老师谈心的校长抓到，被罚蹲墙角到下课。至于那个墙角，已经很接近卖热狗的小房间了，下课的时候会有长长的队伍，一边排队，一边用不太纯正的口音念着彼时流行的射击游戏里的英文单词——当然，身体也会跟着晃动，好像真扔出去了一颗手雷，或者自己不小心中了对方的枪子。

    还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汤圆和另一个朋友站在楼梯旁边，问我喜欢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我情急之下想了好几个，可觉得都不太像人名，于是就在家乡学校的同学里找了一个，小声地告诉了他们。这本来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可他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记住了那个名字，并且屡屡给人提及年少的我相思之甚，对方看我这模样，也都表示理解并同情。时间一长，我好像也喜欢上了那个人，至少是那个名字。我记不得她的样子，可嘴里反复念叨着，那韵律独特的一张一合几乎成了肌肉记忆，我隐约感觉她有兔子一样的嘴巴，还有一双模糊的眼睛——这样的搭配即使是在现在也未能流行，因此也让人更愿意相信它的真实。

    后来我把那种感受写在了纸上，一张一合。再后来我开始怀疑纳博科夫看过我的草稿纸，并由此获得了一些灵感。最后我同时意识到了两件事，一是洛丽塔这个名字的节奏感显然更好，二是考虑到我并没有由此变节，所以我一定是个专一的人。

    对小孩子来说，这真是个重要的词汇。你不能今天喜欢一个歌手，明天又喜欢另一个；也不能早上刚夸蛋卷冰淇淋好吃下午就去买一个巧克力味的。生活很小，但孩子们都是天生的侦探，可以从一点点的痕迹中看出来某个人在男女关系中的表现。这和这个到处都是云的时代不一样，没有那么多暖意，至少在男女扮家家这件事情上，这里有毛姆所说的英国的遗风——关系的破裂往往意味着无辜的女士又被不检点的绅士所欺骗，尽管事情往往相反——有必要保持严肃。

    所以我和汤圆都一直保持着单身。常常像个弟弟一样呆在他身边的我尚能因为自身的不足而被理解，可他的独身却一直是学校里热议的话题。大家猜来猜去，比如家乡的女友，或者感情上存在障碍，却都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过度严肃。

    其实我也喜欢过两个女孩子，可纳博科夫总会跳出来阻止我；而当我收到人生中少有的表白，闷闷的他更是出来打了我一巴掌。我猜汤圆也有喜欢的女孩子，可感情的热烈不足以打消维持绅士风度的想法，每周购买的漫画更是足以消磨过剩的精力。那时节的荷尔蒙确实太少了，提前发育的人们比赛着从二楼天台跳下去，竟然没有一人受伤，而迟缓的人就在家里，摇晃鼠标，指挥屏幕上的那个成年人。至于处在正中的我们，也无非是不断地嘲笑那个喜欢玫红色口红的班主任，施以隐秘的并且柔软的对抗。

    或许是出于对自我的尊重，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过去。虽然自己很普通，但那只是现在和将来，过去的自己，尤其是自己认识的人们，都是特别的。因为有那些被不断陈述的，改造的，神话的专属的故事，因为卡牌，乒乓球和校门口的零食是他们世界的全部——种种事情的重量被放大太多，乃至不可能重复。那些在日后的交谈中被得知的近乎重复的童年，除了片刻的怀旧，更多地却是一种推力，迫使人去寻找彼此的不同，以证明自己的不寻常。

    可这种证明往往是失败的。模糊的自我开始消退了，我们开始树敌，那些假想的敌人，正好站在我们渴望的自我的对面。

    四

    我漫长的青春期终于开始了。

    那是七年级的事情。我本想先安身立命，好好学习，或者多少玩儿几天手机表现一下自己不屈的人格，顺便把还没通关的口袋妖怪结束了，可情况难免变化，我发现由于我那就在学校高中部里任职的父亲常过来关心我的学习，我实在难以腾出精力专心游戏。而与此同时，我进校当天就遇到的躲在楼梯底下玩儿手机的那兄弟已经开始另一部了，竞争对手的消失磨灭了我继续战斗的意志。我想起长我两岁的姐姐同我说，初中是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这类似的话一辈子大概会听到很多次。那个“初中”可以被任何一个时间或者地名替换，但第一次听到的效果总是不大一样的——准确地说就是我相信了，然后开始认真考虑起找女朋友的事情。

    我环顾四周，觉得这些脸面陌生，并不亲切，而且我的视力也不足以支持我作出决定。于是我下课后就跑去楼上找他——我们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这层小气的楼只放下了五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汤圆他们就顺理成章地到了五层的天台——想问问他的意见。他好像突然长大了十岁，给我说了很多人生道理。还带我到天台边缘，让我垫脚看看前面的远山，说这世界这么大，为什么要困在这里呢。我没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正准备问他，可上课铃响了，他开始往回走。我站在原地，他回过头来对我做了个嘘声的手势，我明白他是说这事情不可明说，于是就悻悻地下楼上课去了。

    后来我就把这事情给忘了。我开始和新认识的朋友们交往，他们都很奇怪，有的会说二十四小时说单口相声，也有的把自己的桌子变成了《知音》和《奥秘》的回收站。那些怪癖的行径提前预定了他们和讲台上庄严的人们的冲突，或是口头的，反驳那些专断的言语，或是肢体的，将发火的先生从讲台上踢到门外。对一个圆滑，或者至少知道圆滑的人，这些多少都是难以理解的举动。可我们并不理解这一词汇的含义，我们只受那些微薄的声音的操控，那些声音说：你们是你们。

    我们是我们，虽然并未成为我们，但应该是我们。那些敌人的影子已经开始浮现了。孩子们真切地痛恨那些由年长带来的骄傲和不平等，那些语气上的肢体上的居高临下，那些该死的教师们。

    我们于是开始违禁，几乎是照着校规依次踩线。穿过后山的树林逃学到小镇的另一边；爬到两层楼高的香樟树顶聊天唱歌；在挂着国旗的铁丝上涂油，让它每天中午就自己降下半旗；关上教室窗户，点燃一整瓶硫，成功弄晕了下午进入的第一个人；沿着墙爬进四楼办公室，打开没收电子设备的保险柜——对孩子来说，规则的反面永远是个正面角色，就好象有一种隐性的不可言喻的正义在支撑着我们的行动。

    来自权威的批判正好明晰了自我的样貌，而不断加深的，几乎是累迭标签一样的惩罚也就成了自我指向的途径。在敌人看来最邪恶的人往往是我方的英雄。而适时的，我们以为的欢呼，又在我们眼前复现着这种印象。那是多么坚硬的年龄，还有同样的面目……

    而这一切就持续到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几乎木讷的我只因为她的一个招呼就心动了。住在家对面的她和我偶尔会有信息来往，那些跨过我们之间物理距离好几倍远才到达彼此的电子讯号似乎比直接的交谈更有趣味。同样喜欢她的朋友们本着公平竞争的协议，暗地里帮助我许多次，可我还是没敢当面和她说话。

    那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她的头发长了，已然披肩，可并没有系起来的想法。圣诞节那天我双手空空，却收到了她送我的一根糖果，很大，吃了好几天。翻过年年初，她答应了我。朋友们玩笑说这个结局有些让人意外，问她怎么想的。她说，因为他长得很像个小孩子。

    可她并不像一个合适的姐姐。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恋爱在一周以后结束了。理由也很简单，不能交谈，便也无甚可“谈”。她大概坦然接受了我们彼此不合适这个事实，可我却一直挂记着，想要摆脱那个孩童的模样。我们后来也还有来往，仍旧是电讯，连眼神都未有接触。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听说她喜欢上了同级的男孩子，为显示自己宽广的胸襟，主动被她带去看了看那个盯着远山的忧郁面孔。

    是的，汤圆终于出落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而我喜欢的女孩子，也终于喜欢上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