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魏熹是第一个黄茅尖人。当年他抛妻弃子，在五十三岁的时候来到黄茅尖。当时的黄茅尖没有居住任何人，魏熹也没有机会在这里重新娶妻生子。因此，黄茅尖自古至今没有一个姓魏的人就不奇怪了，他过的是天上人间的生活。
魏熹百年之后，黄茅尖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居住，是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的。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到明朝朱元璋统治中国的时候，发生了血洗浏阳的惨案，这个时候才有人再次看上了这座巍峨挺拔的高山，终于有人再次搬迁到黄茅尖来居住。他们来黄茅尖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全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这个山高林密的地方容易躲藏，官兵一般也不会来收税抓丁。
我家那个祖屋的宅基地，据说就是一个姓周的婆婆带着她的一家人为了逃避朱元璋的追杀而跑上黄茅尖的。他们看见这里有一条非常美丽的小溪，这黄茅尖的半山腰地势又非常的平坦，土地也十分的肥沃，就在这里建了茅草盖顶的房子。之后周婆婆家又在旁边挖了一口水井。因为这个井年代很长了，所以当地人也称其为“周氏屋场老井”。关于周氏一家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住了多久，后来又去了哪里，留下很多传说，但已经无法考证。传说周氏来的时候，新开坡是个野兽出没之地，没有人敢去。周氏来的时候带了枪，把野兽打死一片，才开出了一个新地方种植庄稼，所以才称那个地方为“新开坡”。
根据我采访部分村民了解的情况，山上的原住民都是明朝的时候来的。从黄茅尖半山腰的西边数到东边，现在还住在山上的有陈家、黎家、林家、李家、胡家、游家、黄家、赖家、王家、陶家和欧阳家，他们都是山上的原住民。建国以后，因娶不到媳妇而灭绝的户数有二十多户。改革开放以后，通过过继给山下人做子女或者购买外面的地皮举家迁移的也不少。等到他们家的生活富裕了以后又舍不得这块故土，又在山上建起了红砖砌的房子。
我是黄茅尖解放以后第一个考上本科院校的，一九八六年就将户口迁移出去了。当年是奔着吃国家粮的梦想去的，但没想到大学毕业就没有国家粮吃了，真正吃到国家粮就是大学里那个四年，饭菜票都是国家发的。以前山上是按家庭人口数分给我家自留地、自留山、承包地、承包山，我的份额因为我的户口迁移而全部没有了。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个山，但想要回到这里来建个房就只能是奢望了。农村的地是集体所有，宅基地对农民来说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对于本村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是不能转让的，我们即使想买一块地建房都受制于法律的约束。后来的政策变了，考上大学的人不用迁移户口了，他们同样在城里有一份工作，但他们还保留了山保留了地，我们也只有羡慕的份了。
我家的老房子很多年以前就没人居住了。二〇〇八年，一场冰雪灾害毁掉了我家赖以生存的板栗林、油茶林，我爸爸妈妈只好到山下找了个地方做点小生意来维持生计。因为租赁他人的房屋经营，每年要将货物搬来搬去，后来迫不得已了，只能由我们四姊妹合伙购买了原来公社卫生院的一块地皮，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房，楼上住人，楼下经营液化气和日用品。山上那个泥木结构的房子，上面盖的是瓦片，长久不住人，下雨损坏了瓦片和墙体便不能及时检修，过了几年就倒塌了。如果不及时在宅基地上建房，宅基地就要收归集体。据说很多人都看上了我家的风水宝地，找我爸爸妈妈提出想在我家宅基地上建房。我爸爸妈妈舍不得放弃那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唠叨着要建个房子在上面，哪怕是建个泥巴墙的房屋也行。我找我弟弟商量，想建个轻钢别墅在那里，但我弟弟说什么也不相信轻钢别墅。他觉得还是那种泥木结构的房子牢固。后来遇到一个公司要为他们的轻钢别墅做广告，出台了在一个乡镇建一个全额返还的轻钢别墅的政策，我家的人都不相信有这等好事，我觉得反正建房要投资，返不返还再说吧，于是就简单相信就做了这个主，筹集资金在那个老宅的地基上以我母亲的名义建了一个两百平方米的小别墅，让辛苦了几十年的父母终于实现了重归故里的梦想。
我妈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我爸更怀念这座山，因为她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山上。她们李氏家族是这个山上户数最多、人口最多的。我妈说她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小学教师，但这个梦想被我外公打破了。我外公是个非常勤劳朴实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封建思想很严重的人。他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我妈上完小学还想读初中，学费并不高，但我外公就坚决反对。我妈对于文化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追求让她看上了看起来还有点文化人气质的我爸，十六岁就成了我爸的媳妇。做不了山村老师的这种痛苦记忆也让她日后为了培养我们子女而不辞辛劳埋下了种子。
我外公住在黄茅尖西边的牛角垅队，离我们家有五华里远，上他们家去需要从半山腰爬一个小坡才能到达。有一年冬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地上积雪很深。我和我父母一起去外公家拜年，我兴奋过头，一个人跑到了最前面。跑到那个要上我外婆家的最后一段坡路的时候，妈妈给我缝制的棉布鞋就已经掉进雪里面，可我浑然不知，以为还穿着鞋子，实际上袜子都已经离开了脚，我是光着一双冻僵了的小脚爬到外公家那个泥巴墙的房子里的。外婆拿着一个木桶装了一大桶热水让我在里面泡脚，泡着泡着我就感觉到脚的疼痛了，就哇哇大哭起来。我外婆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绝对禁忌春节第一天有人哭，她认为这是个很不吉利的事，于是随口说了一句生气的话，“我以后死了你就不要哭了”。实践证明，我的这个哭声后来并没有给我外婆带来厄运，我外婆现在已经八十九岁了，我上星期回家还看见她在田里挑了一担蔬菜回来。可是我为了她老人家的这一句话，前后五次被我父亲用棍棒殴打，可以想像我爸年轻的时候脾气有多么不好，他后来通过看书学习，脾气改了不少，我的两个妹妹就基本上没有挨过打。我外婆四个兄弟姐妹只有我外婆是因为出嫁的原因到山上来生活的，其他三个都在这个山下生活，他们早已经离开了人世。我舅唧比我大十岁，是当地有名的木匠，因为有手艺才在本队找了个对象生下一对儿女。我舅唧担心儿子将来娶不到媳妇，下山物色了一个孤寡老人，准备给人家做儿子，以此换得山下的一块地皮建房子。对方要求我舅唧改变姓氏才同意，这事要让我外公外婆知道了肯定不会同意的。我舅唧出了个主意要我爸爸配合他。他说我外公外婆反正不识字的，把协议签好以后，让我爸爸把那个协议念一遍再要我外公外婆签字按手印，念那个过继协议的时候故意忽略改姓的那一段文字，我外公七十六岁过世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不姓李了。如今，他们这个小家生活在山下，交通方便很多，我舅唧的儿子做了国旅公司浏阳分公司的老板。但我舅唧也因为这个决策付出了代价，我外公去世以后，我外婆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同意下山住到我舅唧家去，其他的时间她还要住在山上摘茶养鸡种小菜。我舅唧不得不骑着个摩托车山上山下来回跑。
我外公有个妹妹，我喊她“老姑娘”，她和我们在一个队生活，就住在我家对面。我们队的房屋基本上建在一条小溪的两边。这里的小溪叫“河坑里”，估计是以前山洪爆发的时候洪水把高山冲出了一个像河流一样的坑，所以才会取上这样一个名字。像这样的河坑，整个黄茅尖有十一条，大部分时间都不会断流的。村民们种田用的水是用一节节的竹子做水管从河坑里引过去的，成为黄茅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小时候，我常常和同龄人一起去我家下面那个河坑里嬉戏，翻开石头可以找到那种很小的螃蟹，和我长大以后在城里吃的大螃蟹样子很像，放在锅里焙干以后连螃蟹脚都可以吃掉。河坑旁边那口历史悠久的老井，不但井水很甜，而且里面有很多米虾，打捞出来以后放在锅里焙干再放进木甑里蒸着吃，又香又甜，比城里买的那种虾味道好多了。
我老姑娘长得高大，她的孩子们也因此长得比我们家的人高大。她老公我管他叫“老姑爷”，在当地被称为游神仙。他利用一种现代独特的心理疗法帮人治病，也就是既使用中草药药方，也来点求神拜佛那一套，对于某些顽固性疾病特别是需要心理治疗的疾病产生了比心理医生的说教更好一些的疗效，十里八乡都有人来找他，别人送给他的土鸡、山羊不计其数。他们的祖先首先是在山下的，后来又到了醴陵县的赵公山生活。我老姑爷的爷爷搬迁到这里以后就安居下来了，至于什么原因来的，他的后人也说不上来。我小时候听见我老姑爷讲一口醴陵话，还以为他是醴陵出生的，其实不是。我老姑娘、老姑爷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取名为禾、定、其、艳，我从小喊他们“禾舅唧”、“定舅唧”、“其舅唧”和“艳姨唧”。禾舅唧当年在新疆当兵，他退伍以后找了山下的姑娘成了亲住到山下去了。我小时候看过他穿着军装照的像，很帅，像我见过的**画像一样。定舅唧如今在浏阳市烟草局工作，我老姑爷说读书不能做官，只要能够记工分就行了，所以定舅唧读书的时候虽然成绩非常好，但只读了小学就被迫在山上种地了。后来当了村支书，他及时抓住了当时的扶贫政策，主持修通了黄茅尖的公路。他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大学文凭，后来浏阳市招聘乡镇干部他就招聘上了。他在当支书的时候与我的一个姓黄的同学家结了扁担亲。艳姨唧比我小几岁，她与那个黄姓同学结婚以后我得叫我的同学为“姨爷唧”。定舅唧的妻子是我弟弟的同学，我因此要叫我弟弟这个黄姓同学为“舅娘子”。如今他拆除了当年那个泥巴墙的房子，建了一个两层楼的红砖房，但很少回家去住了，他们的新家安在了浏阳市。其舅唧与我是同班同学，后来也到山下建立了小家庭，如今生活得也不错。我记得有一次老师要我检查同班同学的作业，正好其舅唧没有完成作业，我就大声向老师报告“我里舅唧冒做作业”，结果被老师批评了一顿，说在学校不能叫人家舅唧只能叫名字。后来我叫习惯了他的名字之后，不在学校也叫他的名字，被我老姑爷听见了还找我爸爸的麻烦，说我没大没小，不懂礼貌。挨了爸爸妈妈的批评之后让我懂得了人在生活中的角色是不断转化的。
黄茅尖没有一户人家被划为地主，但稍微富裕一点的人家也有童养媳。我队有两个童养媳。一个叫桂的童养媳长大以后就跟着一个叫贵的木匠跑了；另外一个叫花的童养媳的命运不好。我小时候叫花“伯唧”。花对我非常好，经常会背着她那个厉害的婆婆拿些好吃的木瓜片、红薯片、玉兰片之类的东西给我吃，她家的枇杷成熟了也会偷偷摘些给我吃。花是从一个叫金刚把的地方嫁到这个山上来的，她的老公树比她大了二十多岁。花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怀上了孕。由于“早生贵子”而让树一生没有自己的孩子了。花则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在这个家里很没有地位。实在生不了孩子了，这对夫妇就从别的人家收养了一个叫兰的女孩。兰长得很漂亮，和我是同一年出生的。小时候我和兰经常在一起玩耍，花伯唧和树伯伯就经常说我和她是青梅竹马，说她将来要做我的媳妇。这样说多了以后，我和兰见面都尴尬了。后来她和我一起读小学，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都互相不敢讲话了，她有事找我，或者我有事找她，互相都是羞红着脸，讲完了就跑。兰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嫁到山下去了。花在我七岁的时候就死了，听说是一个人上山采药材，不小心掉入山涯摔死的，死得很惨，开追悼会的时候，我看见好多人在哭，我妈妈还哭得特别伤心，说这个伯唧是一个苦命的人。
我家老宅往东南方向走，有个叫陈家坡里的地方，原来住着四户人家，没有一个姓陈的，三户姓赖。我小时候问过我爸爸，为什么这里不叫赖家坡里。我爸说这里以前住的人家都陈姓，因为陈氏的后人娶不进媳妇就绝户了。但这里有田有水，是个适宜居住的地方，所以三个姓赖的人家就到这里来住了。
陈家坡里最高处有个人叫“球老倌唧”，至于他是什么名字大家都不知道了。球老倌唧只有一个女儿叫凤莲，年轻的时候身体强壮，与农业学大寨里面的那个郭凤莲有得一比。为了传宗接代，他们家从山下招了一个姓郑的女婿上门，这个女婿的辈分比我公唧还要高一辈。可奇怪的是，这个凤莲的两子两女没有一个跟着球老倌唧姓赖，全都跟她的老公姓了郑。这样一来，我们家和他们家就成了家门，我们得叫球老倌唧为“佬佬唧”，叫姓郑的女婿为“佬唧”，叫凤莲为“老娭唧”，凤莲的子女我们得叫“叔公唧”和“老姑娘”。我的两个“老姑娘”长大以后，一个嫁到了山下，一个嫁到了本村。我的一个“叔公唧”至今留在山上，农活干得很不错，没有上过学，比我年龄还大两岁，至今未婚。今年春节回去，我见到了老娭唧凤莲，已经八十五岁了，身体还非常好，还能下地干活，她们家把泥巴墙推倒了，建了一个红砖瓦房在半山腰。
陈家坡里有一对老年夫妇，那个老先生我喊他叔公唧，那个老婆婆我喊她叔唉唧，是按照年龄来礼貌称呼他们的。叔公唧是在建国初期参加湘潭锰矿建设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外地女孩并结了婚，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因为吃不饱饭而放弃了工作回到这个高山上务农，老年时期和我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还后悔当年的那个选择。叔公唧只有一个儿子，年龄很大了还找不到对象，就将大女儿与外地一户同样有儿女的家庭联姻了。改革开放以后，叔公唧的大儿子还是带着媳妇到一个镇上定居了。如今叔公唧老两口已经离世，前几天我上山去采蕨的时候还看到了这个老人家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