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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化与法律的限度：

    从上面这些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贞节、妇道之类的礼教宣传，其实是出于非常实用主义的目的。而至少在中下层，各方的应对和实际举动，也基本都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

    一般来说，清朝上层家庭，才能按照礼教行事。而只有朝廷命妇，才是被法律要求必须守节的。在中下层，不止是寡妇守节问题，几乎所有方面，官府和礼教都必须灵活处理，做出很大让步。

    清朝官府很明白民间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理论上，寡妇应该等守丧结束之后，找主婚人主持再婚，但现实中，很多人就是自行决定的，也没有媒人和主婚人，有些甚至等不到守丧期结束。这种情况比普通的再嫁，应该更严重，但官府还是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闹大了都不想管。

    嘉庆年间，江西有丧期自嫁的案子闹到了刑部，被当成典型。省里裁定寡妇与后夫婚姻无效，应当离异，但刑部认为可以予以放宽，改判婚姻有效，让后夫领回团聚。

    在类似案件中，官府也给出过解释，认为民众条件不足以完全遵守礼法，这种小错并不大碍。如果彻底追究，会破坏妇女名节，反而不好。所以各级衙门可以临时斟酌，顾及人情。

    这么解释之后，反而变成允许改嫁才是在维护礼教了。

    所以你看，虽然大家印象中，清朝官僚都是顽固僵化，满嘴仁义礼教，但人家很明白，礼教只是个手段，不是目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维持礼教”，而是让大家认为你在维持礼教。

    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不是真要维持礼教，但只要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你在装作维持礼教，那就等同于成功让大家认为你在维持礼教，也就等于真的在维持礼教。这属于官场老油条的基本素质，也是官僚社会中官吏和民众之间的一种默契。

    除了法律，礼教与道德，在当时的社会下，对中下层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这个有限不止是约束能力和制裁能力的有限，也是影响力的有限。因为在经济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很多道德约束就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比如礼教中强调的“男女大防”，在中下层就几乎没有可行性。因为谋生的需要，妇女也必须抛头露面，参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这些环境下，严格遵守礼教本来就不可能。

    比如，和“男耕女织”说法相反，在很多地区，妇女和男性一起下田劳动才是最经常的。清朝人记录说，盛夏时节，农妇也要和农夫一起，在田间劳作。酷暑难耐时，有些农妇干脆直接跳进水里，泡一会儿，然后穿着湿衣服继续干活。也没人会细究这种是不是合乎礼教。

    把女眷圈禁在家里，是财大气粗的大家族才能做的事情，哪怕地方上的小家族、小地主，女眷也经常会外出活动，以求补贴家用。

    从乾隆、嘉庆年间的案卷看，民间男女交往不仅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人们自己都普遍没有“应该注意回避”这种想法。

    后人想象中，似乎无处不在的礼教，更多是基于上层乃至顶层社会的一个侧面，或是出于官吏与士大夫的理想化描述。然而现实中，官府和礼教的约束不仅无力，在很多方面，甚至无法在民间产生足够的影响和认同。

    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官府与礼教的让步是方方面面的。上面说的那些妥协和让步，看起来让女性更加自由，但这种让步和自由，在其他时候，不见得都是好事。

    比如丈夫出租、出卖妻子，我看有些文章里，把它当做古代法律维护夫权的例子。但对于清朝法律来说，这个真的是冤枉了。法律其实是禁止这些行为的，不止禁止出卖本身，而且以卖妻为目标的其他行为，包括故意休妻等，都是犯罪行为。

    清律中有大量禁止民间贩卖人口的法条，其中不乏从斩首到流放三千里这样的重刑，但和上文一样，这些条例的效力，完全依赖官府的权威，在官府权力不能控制的地方，也就没有了保护的作用。

    所以，这些情况，也是没法简单地一概而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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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影响与“小农经济”神话：

    明清守节妇女的数量相比先前有了很大提升，尤其以清朝的提升最为巨大。从上文所说的情况看，朝廷的宣传和礼教的影响，似乎不该有这么明显，但这个数字却是确凿的。

    一些现代研究者认为，这背后应该也是经济问题所致。为此，引入了计量史学方法，运用统计学工具对古代档案进行分析。

    研究者调取了不同地区，与妇女相关的棉纺、丝织、麻纺、茶叶等行业的数据，以及守节妇女的人数。通过计算，发现棉纺织业的发达程度对于妇女守节，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其他行业和当地的社会总体收入水平，对于守节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礼教还是理性？明清寡妇守节的经济解释》）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说法，大多把古代乡村家庭生产归纳为“男耕女织”，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很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