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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介绍了相关的历史，而基于历史，可以对一些现象进行分析。前面已经说了，明清时期的一个优势就是资料非常庞大，可以进行量化的研究。而量化计算的结果，也确实证明了这点。
棉纺织业的发展，让妇女有了独立养活自己乃至养活子女的能力，让守节的可行性增加了。这一时期，母亲独立支撑家庭，乃至让子女接受教育的例子，层出不穷。不少资料中都有儿子成名之后感激母亲的记录，也可以验证这点。
但另一方面，棉纺织业发达的地方，经济也会随之发展，整体收入水平也会变化。那么，发达富裕的地方，和较高收入的环境，是否会影响妇女守节的风气呢？研究者通过安慰剂检验和证伪检验算法，发现这些因素既没有直接作用于守节行为，也未能间接影响棉布生产对于守节的作用。（《礼教还是理性？明清寡妇守节的经济解释》）
简单来说，就是社会经济是否发达，周围的人是不是有钱，和妇女本人的守节意向无关，只有她自己的经济实力才会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研究者还计算了各种文化因素，对妇女守节的影响。以科举配额代表官方学说的影响力，以书院学校数量代表民间儒学教育的影响力，以寺庙道观代表最流行的佛教、道教两种宗教的影响力，计算其对守节行为的影响。
经过计算发现，官府、佛教、道教，对于守节行为，均没有明显效果。民间儒家教育则呈显著负相关。
这个结论的意思是，官府影响和宗教的力量，对妇女的选择，几乎没有影响。儒家思想也并非如同想象的那样，起到了束缚自由意志的作用。相反，当地儒家教育越发达，礼教的约束反而越弱。
这个结论很让人意外。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结果很不符合传统思维和过去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不过算出来就是这样的……
明清时期，妇女在丈夫死后的选择一般归为三类，除了改嫁的妇女和守节的“节妇”之外，还有一类叫“烈妇”，在当时特指丈夫死后，自杀殉节的寡妇。这部分人的数据也有记录。
作为对照，研究者也计算了各个因素对于殉节烈妇数量的影响。计算发现，棉纺织业对殉节行为没有明显影响，说明经济收入的高低与这种选择，没有太大关联。
另一方面，计算发现，文化类的所有要素，包括官府影响、民间儒家教育、佛教和道教，对于妇女殉节行为，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
虽然传统上大家喜欢“贞节烈妇”这么说，但这里能看出，这二者实际上是两回事。
和守节妇女的选择不同，不管是官府力量，儒家教育，还是佛教和道教的影响，都明显在遏止妇女殉节。在这个地方，它们又显得有效果了。
当然，数据计算也是有缺陷的，不一定能准备代表所有结果。不过这种“异常”，已经能够表明，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常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构造出来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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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文化和心态的塑造：
我们依然继续看明清时期的例子。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技术和效率的提升，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在提升。
与现代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古代纺织业叫“手工业”，并不代表它毫无技术含量。不是说只有蒸汽纺织厂才突然有了“科技”，其他纺织机器就完全没有。也不是说之前的各个文明就没有经济竞争，技术突破，和技术代差。
如我们之前所说，17世纪时，世界上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方，当之无愧是印度。17世纪中后叶，印度通过出口，每年获得的税收就高达一亿两白银，是清朝前期每年总收入的三到五倍。
1739年，波斯王纳迪尔沙攻入德里，一次提款的财物价值超过9000万英镑。这笔钱让整个波斯连续三年没有收税，支撑了波斯人之后对中亚、高加索和奥斯曼的连续战争，一直到纳迪尔沙身死，都没花完。
印度西部苏拉特周边是棉花产地，苏拉特以南的孟买和以东的孟加拉是纺织中心，孟加拉还产糖。印度商人会把棉花运到孟加拉，再把糖运回来，形成循环。
但远洋贸易更加兴盛之后，形势就发生了变化。随着英国商船往来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进入印度。在中国糖和巴达维亚糖等竞争品的冲击下，印度的糖类逐渐从出口转为进口。
早期，荷兰人控制的巴达维亚糖占有一定优势，但一系列军事失败，使得荷兰无法控制南洋航线，还丢掉了重要的产糖地台湾。
18世纪，印尼糖业遭遇的危机导致了殖民地内矛盾的加剧，控制制糖工艺的华商与殖民当局冲突激化（当时巴达维亚的130家制糖厂里有1家是荷兰官营，4家荷兰人私营，125家华商经营），最终在1740年演变成对华商的屠杀。巴达维亚糖遭受重创，在印度的贸易份额逐渐被清朝糖取代。
至1833年，印度市场中，糖和冰糖已经是中国向印度出口的首要商品，占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传统的孟加拉糖出口已经完全消失，整个孟加拉糖业也几近崩溃。
另一方面，印度的棉花也开始大量销往清朝。由于出口利润更高，英国人开始直接把苏拉特棉花输往广州。到后来，原本收购棉花为主的印度东部也开始种植棉花，加尔各答港也加入了出口行列。
为了利润，英国人甚至强行要求粮产地也要种棉，而棉花产出大部分输往清朝（印度离英国本土太远，英国本土更喜欢美国棉花）。
原本印度内部的糖——棉贸易，至此基本被进出口清朝产品取代。
随着海上贸易量的提升，清朝和英国在贸易上的合作与竞争都在加剧。这俩竞争起来的结果，是印度的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严重打击。
到1830年代，印度的正常商品已经基本失去竞争力，亏损严重。东印度公司因此开始转向烟土贸易，而这也是中英之间，后来爆发战争的最直接原因。
印度的人力资源并不比清朝稀缺，劳动力的报酬也比清朝工匠、织妇的工资便宜的多，总不能说清朝是靠人力堆赢了他。到18世纪初，英国人甚至直接在印度办了织布和印花工厂，但哪怕有这么多加成，印度产品还是竞争不过清朝。
很明显，手工业之间也是有技术差别和效率差别的，而机器设备的发展，会导致一系列新情况的出现。有一些几乎可以认定是人类共性，有一些则颇有特色。
比如康熙年间开始，手工业者就开始进行全行业罢工，一般称为“叫歇”。这些人组织水平不见得比同时代的欧洲同行差。除了纺织业中心的苏州，在景德镇、佛山等地，都有类似的情况，连京师的户部铸钱厂，都不止一次发生过。
不过，不同之处也很多，比如和书上描写的英国早期工人不同，清朝手工业者并不喜欢捣毁机器。中下层工匠并没有表现出对新式机械和工具的仇视，破坏工厂的行为要到19世纪80年代才有记录，而且很明显是官府控制薄弱地区，商人之间的暴力“商战”。
对应的是，工匠往往喜欢殴打老板，更倾向于捣毁老板的家，而不是捣毁工坊。而且这类事件还不是个例。
每次发生“叫歇”，商人和工坊主总是希望官府介入，摆平事态。但和欧洲那边传过来的“传统叙事”不同，清朝官府面对这类事情，态度往往很暧昧，始终只看重保持表面或者说整体上的稳定，而不首先重视保护工坊主本身的利益。
在具体事件上，官府就显得十分迟钝。只要不到造反的阈值，几乎总是懒得出面。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苏州的踹布染色工匠为了增加工资开始“叫歇”，很快发展到“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工匠殴打染坊主和包工头，“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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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工头和染坊主希望官府出面镇压，但官府拖着不理。打了整整一年之后，官府才表示要按法律处置，要求工匠停止抄打。
在事件处置上，官府的态度也很有意思。
官府给“叫歇”的定性，是“商匠争端”，处置也按照这个定性来。所以，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各打五十大板，最后勒令双方和解。
这种调解，以仲裁工资争议为主。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造纸业工匠和雇主发生冲突，官府最后裁定，工坊主必须给工匠涨工资，并且如实发放，否则按照应重律，杖八十。工匠也不准再合伙要求涨价，否则按照把持行市律，也杖八十。
而实际发生的“叫歇”，不管闹的多大，官府总是喜欢定性为，少数善于“东挑西拨，借景生端”的“流棍亡命”，煽动蛊惑大家闹事。最后处置时，会抓带头的人，在上述法律之外，额外增加枷号两个月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