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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地位的反转：

    经济的发展，在改变话语权（哪怕是“沉默的话语权”）的同时，也会对文化本身造成影响。

    当代研究者发现，在明清时期，妇女的形象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对这一问题而言，影响的主要对象，不是底层男性劳动者，而是中下层文人。

    按理说，中下层文人有总结、整理道德要求，建立和维护道德体系，并且进行教育与宣传的责任。这些人按理说是礼教的核心，但实际上情况却很复杂。

    也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悍妇”的形象开始在江南文人记录中频繁出现。晚明士人甚至控诉说“松（江）之悍妇，不能枚举”。

    目前的研究，一般认为，这是妇女经济地位和收入提升所致。但综合之前看过的各种资料，我个人觉得，另一方面，也和江南文人，或者说知识群体，整体不断向下扩展有关。

    因为当我们把视角投入社会下层，会发现完全不同于传统宣传的情况。

    而随着教育和印刷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明清时期，受教育门槛继续降低，知识阶层继续扩大，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男性下层知识分子群体不断膨胀。

    但中下层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平均经济水平的下降。

    从文化教育和文明整体的素质这方面来看，这无疑是个好事，说明教育更普及了。但经济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在家庭内部，优势也在下降。尤其是这一时期，妇女经济地位提升明显，让这种变化更加突出。

    对大地主大富豪家庭出身的文人来说，纺织业和商业带来的这一点变化，对夫妻经济实力的对比，影响并不大，因为双方的经济来源，主要还是看产业，而不是自己的劳动能力。但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市民、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出身的文人来说，妻子获得一个纺织业带来的工作收入，影响就非常明显了。

    另一方面，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叙述过了。在社会下层，礼教所倡导的状态虽然符合男性编户民的直接需求，但这些规则，尤其是经过中下层文人整理过的规则，在社会下层，最多也只是个缥缈的幻想。很多时候，人们自己都不认为，这种规则有遵守的必要。

    而随着知识分子的阶层不断下移，他们即使自己不出身于这种下层环境，与下层环境的接触机会也会大幅度增加——大地主可以把农田经营完全交给手下，但连小地主，都经常无法脱产，需要维持“耕读”的生活。更靠近下层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

    我们之前也论述过，很多时候，一个组织、一个学说，观念会不断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不是理论研究导致的发展和演替，而是单纯的组织成员变化，导致集体倾向和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战汉时期儒家思想演变的动力之一，对于明清时期也一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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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地位的变化：

    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使得对妇女的要求和看法，发生了诸多矛盾。

    一方面，大家纷纷感慨人心不古，对于家庭地位的变化深表痛心。这一时期，文人记录里，悍妇往往对丈夫毫无尊敬，动辄直呼其名，乃至指责谩骂。出入家门随心所欲，也不和丈夫家打招呼。丈夫想要管教，但悍妇认为“夫之无奈我何”。而从结果看，绝大部分时候，丈夫确实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

    而且，我们还得注意一个情况，就是之前说的，和其他很多文明不同，中原的文化分层并不严重，而且一直在被教育普及的努力削弱。到科举时代，就更加彻底了。

    出身下层的读书人，绝大部分一辈子也无法当大官，或者凭借科举身份，跃升为富裕地主。但在这个体系里，下层读书人和上层文人，虽然属于不同阶级，但看的是同一套教材，学习的是同一种文化，也没有位格上的区别。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与风气很容易进行跨越阶级的扩散。

    到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市井文化的日趋发达，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小说、戏剧、音乐这种通俗文化作品，就是经典的例子。

    江南才子在园林里看的《三国演义》，和西北农民从说书人嘴里听到的《三国演义》，乃至东北建州女真流行的《三国演义》，是一个文本；慈禧太后在故宫里听到的戏文，和一个普通村民听到的戏文，讲的也是同一个故事。

    而且，因为中下层文人体量远远大于上层，这种扩散经常是自下而上的。

    普通文人的妻子女儿之间，形成的风气，很容易就会向更上层扩散。明朝人记录说，哪怕是家境富裕、应该知书达理的人家，也经常有管不住悍妇的情况。有些悍妇干涉丈夫纳妾，宁可丈夫绝嗣也不肯松口。有些悍妇完全不尊重丈夫，自行处置妾室奴婢，乃至当着客人的面向丈夫示威。有些悍妇对丈夫的官职调任都表示不满，试图横加阻拦，甚至披着麻衣诅咒谩骂。

    如果说之前那些，是下层文人因为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受到的冲击，这些现象则说明，哪怕有条件纳妾的富人，和现任的官员，一样避免不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总结的理学的兴盛和对妇女的约束，可能只在不长的时间段发挥过作用。很快，就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随之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