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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通常都会认为，这些人的道德品格实际上与伦理准则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会与宗教观念有联系；最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消极地基本关系。他们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具备一种从传统中解脱出来的本领，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启蒙精神。但是在今天，这种情形是不存在的。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就算在特殊情况下会产生这种关系，也只是一种否定关系，在德国就是如此。如今，那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即便对教会并不存在敌视的态度，但也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积极向上的本性是不会被虔诚而乏味地思念天国左右。

    宗教对他们而言，就好像是一种诱导他们脱离劳动的手段。他们为何会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活动呢？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呢？他们为什么总是对所有世俗的人生观无动于衷呢？如果他们思考过这些问题的话，应该会这样回答：“为了供养子孙后代”。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所独有的动机，传统主义者也具有这样的动机。所以，在大多数场合下，更简单更正确的回答是：连续不断的工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也许是唯一的动机，但是，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也同时表达了这种生活是多么的不合理。在现实生活中，事业才是他生存的动力，而不是因为生存才来经营事业的。

    当然，仅仅依靠对财富的追求，从而获得权力和声誉的欲望也在起作用。一旦整个民族都转变为向往巨额财富的时候，这种巨额数量的浪漫对那些具有诗人气质的商人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美国就是这样。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观念是不会吸引那些真正的领导人的，更不会吸引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们。不过，总有一部分商人喜欢倚仗世袭财产和贵族封号；他们不但会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学院、官场；还会自身的行为来掩盖自己的出身。事实上，德国在资本主义下产生的暴发户正是这些颓废思想下的产物。

    那些接受过文化熏陶的不断向上攀登的人，与资本主义企业家理想的类型并没有关系。在德国也会不时地出现一些具备这类思想的杰出代表。这类企业家总是会注意避免花费一些不必要的开销，他们从不自吹自擂，从不会因为自己的权力而目中无人。他们反而会为了自己的名誉感到难为情。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常常具有某种禁欲的倾向（这一历史事实我们会进一步作详细的研究），在富兰克林的训诫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点。他们具备的品质比起富兰克林所提出的更为诚恳，更为高贵。实际上，这种情况经常见到，几乎已经形成一种惯例了。他们的财富除了为他们带来克尽职守这种不合理的感觉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好处。

    对资本主义前时期的人来说，他们是那样的难以捉摸、不可理喻；那样的面目可憎，荒诞不羁。在他们看来，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然后带着财富走进坟墓。而这一切只能拥“拜金欲”来解释。

    个人主义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具备经济秩序独有的组织形式以及总体结构形式。在这种体制下，资本主义精神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是纯粹的适应的结果。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对赚钱这一事业献身。只有这种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才适应与这一制度；而且它对在经济斗争中求得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种谋利的生活方式与任何一种单一的世界观已经没有必要的联系了。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求助于任何宗教力量的支持了。但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宗教仍然影响着经济；只是这种不恰当的干预已经没有任何威胁力了；反倒是国家制定的规章制度对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人们的观点的确被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左右着。如果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就必然会失败。然而，近代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脱离了旧有支柱时代的现象。但是，除非近代资本主义与国家的强大力量联合起来，才能将中世纪经济准则中那些陈旧、迂腐的形式摧毁。我们暂且可以这样说，近代资本主义与宗教力量之间的关系大体上也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