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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说，将绝对可行的规范的信念与绝对的预定论和上帝的彻底超验性三者结合起来，是一件伟大的天才之作。同时，这种伟大的结合，从原则将，远比那种对使上帝从属于道德准则的情绪做了较大的让步的温和的教义要现代得多。最重要的，我们将不止一次地看到确保恩宠状态的思想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着极其基本的意义。既然它作为理性伦理学的心理基础，其实际意义又可以完全从预定说中进行研究分析，因此最好还是从这个教义最富于一致性的形式开始。这个思想在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各宗派中，都形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框架，可以用来将信仰与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新教运动内部，这个教义不可避免对最初的那些信徒禁欲主义行为的倾向产生过重要影响，其结果使得它与路德主义相对无力的、近乎绝望的道德观形成了最强烈的原则上的反差。

    尽管路德教的“可失的恩宠”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幡然悔悟而重新获得，但其本身却并没有核准一项对于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也是禁欲主义新教的一项重要结果——系统地、合理地安排全部道德生活。可以说，路德教的信仰几乎没有触动冲动行为和天真感情的本能活力。这里并不存在阴郁的加尔文教教义中所有的经常性自我控制和有意识约束自己生活规范的动机。一个像路德这样的宗教天才可以在这样一种开明、自由的环境中毫无困难地生活下去，可以说只要他有足够的热情，就不会有重新陷入“自然状态”的危险。很多最典型的路德教徒身上所特有的单纯、敏感，而又特别情感化的虔诚形式，就象他们自由而又自发的道德一样，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装饰，而这种情形在真正的清教徒中却难发现。不过，这种情形却真是地存在于诸如胡克、奇林华斯等人较温和的英国国教那里。然而对于一般的甚至是十分出色的路德徒来说，他们最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有一次能够打动自己的忏悔或者训诫，就可以暂时性地超脱于“自然状态”之上。

    令同时代的人感到吃惊的是，归正会和路德教的道德标准之间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有许多路德教的大人物常常因为酗酒闹事和举止粗俗而名声扫地。另外，众所周知，路德教教士只强调信仰，反对有禁欲倾向的浸礼运动，可以说这个阶层是无可救药的。和善或者自然随和常常被看作是德国人的典型品质，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美环境下对自发性自然状态的彻底破坏所带来的后果，甚至表现在人们面部表情的不同上。而与此相反，由于路德教禁欲主义对生活的影响不如加尔文教强烈，所以英美人的行为特点与德国人完全不同，而德国人又习惯于将这种影响说成是狭隘、拘泥和精神抑制。在加尔文教中，那些情绪表达了每一位自发流露感情的自然之子对所有禁欲主义的东西的反感。事实是，路德教的恩典教义缺乏一种能够促进生活合理化的从心理角度对有系统行为的核准。

    有了这种核准，我们就可以确定宗教的禁欲特征了，毋庸置疑，这种核准也可以来自其他各种不同的宗教动机，而加尔文的预定说只不过是好几种可能之中的一种而已。然而我们却已经相信，预定说本身不仅具有十分突出的一致性，而且具有极为强大的心理作用。因此，非加尔文宗的禁欲运动与此相比，如果完全从以宗教为动机的禁欲主义角度来看，则只是加尔文教内在的一致性和威力比较薄弱的情况。

    然而，从实际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多数时候总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其他禁欲主义运动要么是模仿加尔文教禁欲主义，要么就是以其作为自己灵感的源泉，更有甚者将其作为各个不同的原则在发展中以资比较的材料。虽然各教在教义基础上也许会不同，但是只要其中出现了相类似的禁欲特征，那么一般都是由教会组织所引起的结果。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另外的场合讲述。

    Ｂ．虔信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预定论也是通常称为虔信派的禁欲主义运动的出发点。由于该运动是作为归正会内部的运动一部分出现的，因此，几乎无法在虔信派加尔文教徒和非虔信派加尔文教徒之间划出界限。在有些时候，差不多所有清教的重要人物都可以归为虔信派教徒。甚至把预定论与获得惟一确定性根本兴趣的确保恩宠状态的教义之间的整个联系，认为成其本身就是虔信派对加尔文最初学说的发展，这样说也非常合理。在归正会内部出现的禁欲主义复兴，（特别是在荷兰）经常都伴随着在此之前要么被暂时忘却，要么没有受到强调的预定论的复苏。因此，习惯上在英国根本就不使用“虔信派”这一术语。

    然而，即使是对欧洲大陆（荷兰和莱茵河下游）的归正会内的虔信派而言，至少在基本原则上，也只不过是归正会禁欲主义的简单强化，例如贝雷的学说就是这样。正是由于“虔诚的实践”受到如此突出的强调，使得信条的正统性被推到了幕后，实际上，似乎常常是无意识的。那些命中注定要得到恩宠的人，偶尔可以犯教条错误和其它一些罪过，而经验表明，最能清楚显示出信仰成果的，往往是那些根本没有受过经院神学教育的基督徒。另一方面，仅仅具有神学指示，绝对不能保证可以通过行为来证明信仰，这自然也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