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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教派都具有某种我们已经熟悉的共同特征，而这个特征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讲，还是从思想角度讲，都是最重要的，可是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只有从某种不同的角度才能得以说明。这种特征就是信徒的教会。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把宗教团体、即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诸教会所说的“可见教会”，看成是某种为超自然目的服务的责任机构，一种必然包括义徒与非义徒的、为了增加上帝荣耀的机构（加尔文派），或者是为人类带来救赎手段的媒介（天主教和路德派）；而是单纯地被看作是由一些相信重生的信徒个人并且只由这些人所组成的团体。也就是说，不是把它看成一个教会，而是看成一个教派。这就是那个就本身纯粹形式化的原则，即只有他们个人已经独自取得了信仰的成年人才应受洗——所要表达的全部象征意义所在。就像是浸礼宗教徒在所有的宗教讨论中一再坚持的那样，通过这种信仰进行证明与为基督服务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在早年新教正统教义中占统治地位。

    浸礼教提倡在精神上占有上帝赐予的拯救，然而这种占有只有通过个人的彻底领悟才能获得，而这种领悟只能由圣灵作用于个人心中，这是唯一的途径。它是面向所有人的，只要等待圣灵、不要因沉溺于罪恶的尘世而阻止了它的到来就足够了。所以，无论是从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还是通过忏悔寻求上帝的恩宠意义上的来说，信仰的重要性都会被压减到最低的程度，随之就会出现早期基督教的魂灵思想的复兴，当然这种魂灵思想已经是做了重大修改的。比如，门诺·西门斯在1539年发表的《基督教救赎教义基本读物》中，首次为其提出合理教义的那个教派，如同其他浸礼教派一样，希望成为真正的、无暇的基督教会，完全由单独受上帝启蒙和召唤的个人组成，就像使徒会的组成一样。那些再生的人，而且只有他们，是基督的兄弟，因为和基督一样，他们在精神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绝对逃开了尘世，即避免同世人进行一切不必要的来往。加上对圣经的至高无上的最严格的维护，即以早期基督徒生活为模本，这些就是最早浸礼宗团体的产物；同时，只要旧观念依然存在，逃避尘世的原则就不会彻底消失。

    浸礼宗各派的永久保留的财富是从它们早期占支配地位的动机中选出一条原则，这条原则，我们已经在不同条件下，从加尔文教中有所了解了，并且它的基本重要意义还将反复呈现出来。它们彻底地弃绝了一切肉体崇拜，因为那样做会对本来仅属于上帝的崇敬有所损害。与青年时期的圣·法兰西斯相同的早期的瑞士和德国南部的第一批浸礼教徒，激进地认为《圣经》中的生活方式就是与一切生活享受一刀两断，就是一种直接以使徒生活为蓝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许多初期浸礼教徒的生活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圣·吉尔斯那种生活方式。可是，这种严格遵循圣经戒律的行为与信仰的精神特质之间存在的联系，并没有一个十分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