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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仅就浸礼宗对平凡的日常世界的影响而言，只有肉体静止时上帝才会开口传言的思想，显然促使人们从个人良知的角度审慎权衡所有采取的行动。较晚出现的的浸礼宗派别，特别是贵格派，就秉承了这种恬静、平和、极为真挚的行为特点。从尘世中彻底剔除神化的行动，就是禁止除世俗禁欲主义实践之外的一切其他心理活动方式。由于这些派别与各种政治权势及其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外在结果还是这些禁欲主义美德向职业生涯的渗透。浸礼运动初期时的领导人，彻底排斥世俗，毫无怜悯之心。然而，即使在第一代浸礼教徒中，自然也没有把严格的使徒式生活方式作为每个人证明其再生的绝对的必需条件。甚至在这一代人中或者甚至在门诺以前，就已经存在着富有的资产阶级，他们坚定地喊王捍卫着注重实用的世俗美德和私有财产制；浸礼教严格的道德伦理事实上进入了加尔文教伦理所开辟的道路。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自路德教以来，通往来世的修道院形式禁欲主义的道路已经被封闭，因为它不符合《圣经》，并且还带有通过善行得救的意味，在这一点上，浸礼宗继承了路德的思想。

    但是，除了早期那些半共产主义性质的派别之外，一个叫做“登卡尔派的浸礼教派，时至今日，仍然谴责教育以及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任何形式的私有财产。就连巴克莱也不是从加尔文派或是路德派的立场出发，来看待自己的职业责任，而是从托马斯的立场出发，把它看作是“自然手段”，即信仰者生存在这个尘世中所必需的条件。

    这种态度意味类似于斯彭内尔和德国虔信派天职观念的加尔文教天职观念的正在被逐渐削弱。反之，在浸礼宗诸派中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人们对经济职业的兴趣大大增强。最初的因素是由于拒绝担任政府公职，因为抛弃一切世俗的东西是宗教义务。原则上放弃这种做法之后，至少对于门诺派和贵格会来说，这个因素实际上依然是有效的，因为根本拒绝宣誓和佩带武器，是完全没有资格担任公职的。与所有浸礼宗诸派中与这种思想并存的还有一种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对任何贵族生活方式的极其有力的对抗。一方面，与加尔文派一样，这是禁止一切对肉体的崇拜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是前面提到的非政治甚至是反政治的原则思想的结果。因此，浸礼宗行为的严密而又谨慎的合理性，全部被揉进非政治的职业中去了。

    与此同时，在浸礼宗的救赎教义中，良知的作用，即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被赋予极大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他们的世俗职业行为具有了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具有最重要意义的特点。我们必须将有关于此的问题放到适当的时候再考虑，因为到那时，便可以在不触及新教禁欲主义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伦理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但是，为了事先为此多做些准备，我们已经提请人们注意资本主义伦理那个最重要的思想原则，即一般所说的“诚实就是上策”。上面所摘引的富兰克林的小册子便是这一原则的经典文献。即使按照十六世纪的看法，浸礼宗、尤其是贵格会所特有的那种世俗禁欲主义，也是这一铭言的实际运用。另外我们将会发现，加尔文教所造成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促使了获取私有财产的能量的释放方面。因为尽管存在形式上的选民教规，但是歌德所说的话经用来描绘加尔文教通常是再合适不过了：“行动中的人往往是残酷无情的，只有旁观者才有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