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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有财产方面，欺诈行为与冲动性贪婪受到禁欲主义的谴责，并被斥为贪婪、拜金主义，尽管财富本身即是一种诱惑。然而在这方面，禁欲主义是一种“总在追求善却创造出恶来的力量”，所以它的邪恶即体现在诱惑人们出于私欲占有它的方面。为了与《圣经·旧约》的思想保持一致，符合善行的评价标准，禁欲主义对出于私利追求财富的行为摆出一副严厉谴责的态度；然而，如果从事一项正当的职业并获得劳动果实即是财富，那么财富也符合受到上帝祝福的标准了。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禁欲主义常常将有条不紊、坚持不懈地坚守一种职业这一宗教观念作为最高的手段，同时也以此证明人们重生与真诚这两项信念。而且这一宗旨已对我们之前提到的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的提倡发挥过巨大的杠杆作用。
当这种获利的自由与消费的限制结合到一起时，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会产生资本积累的结果；而强加在消费上的种种限制则促成资本被用于生产性质的投资，进而增加财富的总量。这种影响之大，竟无以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证实。然而在英格兰，这两者间的联系从未逃出过历史学家杜尔那双智慧的眼睛；而在荷兰——这一真正在严格的加尔文主义统治七年的国家里，在更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圈中，通过最为简朴的生活方式和财富的有机结合，最终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更深层意义的说，贵族吞没中产阶级财产的现状（这一情况无时无处不在，在今日的德国更甚），必然招致清教主义对待封建生活方式那样的反感。十六世纪，英国的重商主义作家曾将荷兰资本主义优于英国资本归结于荷兰人积累财富多于使用财富。而这不仅仅是购买土地的问题，还因为荷兰资本主义没有把自己变为封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同时也失去了进行理性投资的可能性。将农业看成是极其重要的生产活动的并非是（比如巴克斯特就是这样看的）贵族，而是自耕农和牧民；在十八世纪也并非是地主，而是土地耕种者。这种态度正好与清教徒的虔诚相吻合。作为“快活的老英格兰”的代表，地主阶级同清教徒之间的利益冲突自十七世纪以来就从没有在英国这片土地上停止过。前者是尚未受到损害的生活享乐，后者是恪守传统伦理与戒律的自制行为，甚至在今天的英国社会，这两种情况依然是其国民性重要组成部分。相同的情况发生在北美殖民地，投机商人试图用约束奴隶劳动的契约来保有种植园以过上封建贵族般的生活，这一愿望同清教徒们明确的中产阶级世界观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贯穿于早期北美殖民地的历史。
在清教的势力范围内，理性的资本主义济生活的发展（这比仅仅鼓励资本积累更有意义）都受到清教世界观的影响，而且是始终唯一一致的影响，并孕育了近代经济人。
值得肯定的是，在过于强大的财富诱惑下，清教所坚守的观念不免会发生动摇——清教徒们自身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看到，最虔诚的清教徒的社会地位正处于上升阶段——这似乎是一条规律，而在受到上帝恩宠的占有者中（甚至是贵格会教徒中）却有着抛弃旧观念的倾向。中世纪的隐修禁欲主义——世俗禁欲主义的前身也一再遭到同样的命运。但在后者的情况下，在恪守严格的行为戒律与消费限制后最终取得良好效果时，合理的经济活动所积累的财富不是直接为贵族提供服务——就像宗教改革之前那样，就是供陷于崩溃边缘的隐修使用，而教会的改革也就再说难免了。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修道院的全部历史即是一部与财富的世俗化敌对的斗争史。从广义上来说，清教禁欲主义在世俗中的表现也是如此。十八世纪末期、英国工业扩张之前出现的卫斯理宗的复兴即可与之做一番比较。所以在此我们要引述约翰·卫斯理本人的一段话，或许它能概括前面所讨论到的一切内容。在他的这段话中，我们会发现，那些禁欲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早在当时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似乎自相矛盾的关系，并做出了完满的解释。他写道：
“我担心，凡是在财富增加的地方，那里的宗教精髓便会以同样的比例递减，因此，就事情的本质而论，任何真正的宗教复兴都不能长久的持续。因为勤俭必然会由宗教产生，而它又必然会带来财富。然而同时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怒以及一切世俗之爱都将随之增加。现在正像青翠的月桂树一样枝繁叶茂的循道宗（即卫斯理宗），虽然它是一种心灵的宗教，然而又怎能在那样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兴盛的状态呢？在各个地方的循道宗的信徒们都一直虔诚地朝着勤奋节俭的方向生活着，他们的生活也随之富裕起来。与此同时，他们身上潜藏的傲慢、愤怒，肉欲……对生活的一切渴望也正在成比增长。所以实际上他们只是保有宗教的形式，而宗教的精神早已消失殆尽。对这种纯宗教的衰落，难道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人们的勤俭行为不应该受到阻止，我们必须勉励所有的基督徒获得一切他们所能获得得东西，节省下一切能够节省的东西，实际上这是一种勉励他们致富的态度。”
接下来就是这样的忠告：那些竭尽全力去获取、去节俭的人，大多是愿意奉献一切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上帝才能更多施恩，使这样的人在天国储备一笔资财。卫斯理所表述的问题正巧也是我们一直想试图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