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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没有从旧文化地区来的大规模移民运动，资本主义工业的建立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无论索姆巴特做出的关于手工业者的技能及生意诀窍与科学的、客观的现代技术之间的区别的论述是多么的正确。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社会上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区别。其实，可以说以资本主义方式工作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企业家，他们的伦理品质常常比凝结在几百年传统中的工匠的技能的价值更高。即便在今天的工业界，在选择建厂地点时，也一定会受制于经过长期传统教育熏陶而获得的了劳动品质。在观察这种制约时，现代科学上的偏见很容易将它归因于一种人类先天的素质，而不是一种传统和教育。就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实在让人生疑。

    参见韦伯的《论工商业劳动的心理物理学》、《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献》，XXVIII。

    前面的那种说法可能会遭到误解。一类被大家熟知的商人仅仅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而倾向利用下面的这一信条，即“为人民维护宗教”。早期很多牧师，特别是路德派的牧师，似乎出于对当局的同情，自愿穿上警察的黑袍，然后将罢工称为犯罪，把工会看成贪婪心的助长者。当然这些事情与我们目前谈论的问题无关。

    《现代资本主义》，第一版，第一卷，62页。

    同上，195页。

    此处所指的是西方独有的近代理性企业的资本主义精神，但不代表流传于世界各地数千年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后面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从中国、印度、希腊、罗马、佛罗伦萨一直流传到现在，并且由高利贷者、军火商、贸易商、收税员、大商人和金融巨头将它发展起来了。

    所以，这种假设绝非是先验的。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技术，以及为资本主义扩张贡献力量的职业精神，它们的起源存在于相同的社会阶级中。类似这种情形也出现在宗教信仰的社会关系里。最初，加尔文主义在历史上是以资本主义精神从事教育的。可是在尼德兰，严格地说，即使拥有大量货币的企业家也并非就是加尔文宗的信徒，而往往是些阿明尼乌派教徒。对于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会在以后讨论。

    此处可参见J．马林尼亚克在苏黎世所作的那篇杰出的演讲稿(1913年)。

    这里所描述的想象情景是根据不同的工业部门和地区出现的状况收集而成的理想型情景。在此它的作用只是说明。所以，如果在我们所了解的任何一个例子中，其过程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我们所规定的方式发生，那么当然就不会有什么恶果。

    正由于这个原因，当然还涉及其他原因，德国工业早期理性主义在最初阶段还出现了某些其他现象，例如日常生活用品的式样在趣味上曾经蒙受了灾难性的大幅下降，而且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在此，不能将它理解为贵重金属的供应变化没有丝毫经济意义。

    这里指的是那些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企业家或商人，而非其他实际的普通类型。对于理想类型的概念，可以参见我发表在《社会科学和政治文献》XIX．NO．1上的论文。这篇论文在韦伯去世后，在其《科学理论论文集》中被重新发表。

    此处可以说是对我们前面提到的凯勒的文章作出评论的最恰当的地方。同时我们还要就索姆巴特根据凯勒的文章所作的考察进行某些讨论，只要它们与现在的上下文有关。如果某位作者由于认定教会的利息禁令是天主教伦理和新教伦理的决定性区别标准，而去批评一篇对这一禁令只字不提的研究论文，这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人应该针对自己读过的东西进行批评，或者对自己读了却尚未忘记的论点进行批评。反对罪恶的高利贷运动几乎贯穿了整个16世纪的洪古诺和荷兰教会史。

    对于与高利贷禁令的妥协究竟是如何达到的，可参见ArtediCa-1i-mala法规，第一卷65章：“执政官的目的都是通过那些修士实现的。而那些修士认为，要懂得宽恕原谅，注意行为举止，因为这是对他人的厚爱，并且是对天赋、功绩、报偿的珍惜，对现世与来世的关注。”所以，行会可以利用这种方法保证其会员因为自己的商业地位而获得免税的待遇，并且用不着公开蔑视权威了。接下来的那些暗示，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关于将一切利息和利润作为礼物记在账簿上的观点，也都是通过资本赚取的利润所采取的与道德无关的态度所具备的特征。对于那些要求宗教法庭出面禁止罪恶的高利贷者的公开反对，往往等同于现在证券交易所针对那些隐瞒最高价格和实际卖出价格之间差额的经纪人所开列的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