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与其父蒋介石一样，一生奉行“一个中国”的立场。他多次说：“两岸毕竟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吗？”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蒋经国身体每况愈下，深感时日无多的他，迫不及待要开启两岸和平统一的大门。蒋经国的“政治革新”，使台湾摆脱了独裁统治，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突破了海峡两岸的隔绝，开启了海峡两岸人员和经济文化交往的大门，书写下两岸关系的光辉篇章。

    在蒋经国为台湾这艘船拨转了航向的大背景下，在台北大直官邸，蒋经国再次接见沈诚。

    沈诚说：“北京又邀请我去访问，不知蒋先生要我转达什么话否？”

    蒋经国说：“小廖给我写了封信，统战的味道太强烈，海外媒体大做文章，引起宋老夫人警惕。她在台北发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

    沈诚说：“我看到了。老夫人说第三次国共合作是梦呓，要廖承志敝帚自珍，幡然来归。”

    蒋经国说：“小廖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台湾岛内与国际上一系列新的变化冲击着国民党“永不与中共谈判”的政策，其一意孤行的反共、拒和政策越来越受到孤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受到了来自各方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蒋经国不得不改变“三不”政策，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

    正在这一时期，一部电影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1986年4月，大型故事片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先生看完影片后，兴奋地当晚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蒋经国听说后，大出意料，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谢忠侯找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要拷贝。负责人很敏感，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了谢忠侯。谢忠侯如获至宝，立即带着这盘录影带飞回台北。

    1986年8月的一天，蒋经国与夫人蒋方良与儿子在官邸看《血战台儿庄》。

    看完，蒋经国说：“这个片子有几点是可以的：第一，共产党认为我们是抗日的；第二，对我父亲是正面报道，没有抹黑，没有歪曲他。看来，大陆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蒋方良说：“阿母那边也打电话来要看呢。”

    “我送去给她看，我还要推荐给中常委看。”蒋经国幽幽地说，“时代变了，潮流变了，形势变了，我们要对历史有所交代啊！台湾的大陆政策应该有变化了！”

    蒋方良劝道：“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目前最要紧的是保重身体啊！”

    虚弱无力的蒋经国慨叹：“我就像一盏灯一样，油已经干了，随时一阵风都会吹灭掉。”

    蒋方良问：“医生开的药方，有一味药是福建武夷山的肉桂，怎么办？”

    蒋经国说：“通过渠道向那边要吧，我相信他们会想办法的。”

    这部影片往台湾国民党板结的上层透进了一丝新鲜空气。

    1986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一周年纪念日。

    在台湾“立法院”门前，一个老兵无声地抗议着。他身上的白衬衫上写着鲜红的大字，正面是“想家”，背面是“妈妈，我好想念你，儿何文德”。鲜血的广告颜料象征着他的心头在滴血。

    在何文德的带动下，老兵们不再沉默。几百名老兵聚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请愿。他们戴着军帽，打着“老兵没饭吃，回家找爹娘”的人性标语，喊着打动人心的口号。

    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的大陆籍退伍老兵约有十二万人，是退伍军人中生活最贫寒的一族。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退伍，并成为国民党当局财政困窘的直接受害者，退伍时除了几百元的退伍金和一纸乌托邦式的“战士授田证”之外，他们一无所有。生活的艰难还可以勉强忍受，而思乡的情怀却日渐沉重，长久地缠绕在他们心间。他们的头发为之花白，面容为之憔悴，他们的眉目之间紧锁着的是对“回家”的无望与无奈。

    1986年11月29日，老兵们以“大陆来台全体老兵”的名义，向台湾社会散发了不满“三不”政策的公开信，直接向蒋经国发出心灵的呼声：“我们的总统能做到至忠至孝，难道我们三军部下就不能做到至忠至孝吗？请求政府妥善处理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感谢各位大恩大德。”

    1987年5月2日，以大陆籍老兵为主，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发起“自由返乡运动”，响应者有六千多人。他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为十二万个“自己”而控诉。11月7日，他们在《政治家周刊》上发表文章《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强烈要求台湾当局资助老兵还乡。文章最后写道：“老来结伴好还乡！孤苦无依的老哥哥，来吧！赶在太阳下山之前，让我扶着你，你牵着我，他拉着我——心连心，手牵手地踏上我们等待将近四十年的返乡探亲之路吧！”

    国民党老兵“想回家”的怒吼，彻底震动了台湾全岛。老兵们的呐喊和抗议声，也传到了蒋经国的耳朵里，最终触动了他的神经。他不止一次对亲近的马英九等人说：“离开家乡三四十年的人，没有人不想家的，这是人之常情。政府对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应乐观其成。”

    这一天，蒋经国站立在办公室的窗口，一动不动。

    英文秘书、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马英九送文件进来，他似乎没有看见。

    马英九轻轻叫了声：“总统……”

    蒋经国转过身来，突然问马英九：“英九，有没有什么事情？”

    马英九报告道：“最近赵少康、洪昭男等委员在‘立法院’质询，建议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其实现在每年都有一两万人经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陆探亲。但也有一些老兵不愿意违法，穿起身上写着‘想家’的长袍游街请愿，很令人同情。”

    对他和父亲带过来的老兵的呼声，蒋经国不能无动于衷。他喃喃地说：“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离乡背井那么多年，我怎好强压他们的请求呢？你去向张副秘书长报告。”

    马英九立即去见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张祖诒，张祖诒告诉马英九：“经国先生已有指示，基于人道精神，政府应立即规划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

    1987年初春的一天，蒋经国将原英文秘书、现为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马英九叫到办公室，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找几个可靠的人，先作作调查，弄一份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可行性方案。”

    马英九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作着记录。

    蒋经国嘱咐道，此事暂不能对外公开，要尽快完成任务。

    年轻英俊、精明能干的马英九说：“我一定尽快完成好任务。为了保密，我想将这一提案叫作‘颍考专案’。”

    蒋经国问：“什么意思？”

    马英九说，是《左传》中的一个典故，共叔段在其母亲的支持下，阴谋夺取其兄弟郑庄公的政权。郑庄公打败了共叔段，放逐了他的母亲。后来大夫颍考叔巧妙安排，使郑庄公与他的母亲团聚了。

    蒋经国从莫斯科回国后，曾在父亲的督促下，在老家溪口关门恶补过古文，听马英九一说就明白了，点头说好，就叫“颍考专案”。

    这一天，马英九拿着《民众赴大陆探亲问题之研析》走进蒋经国办公室，说：“总统，你交给我的任务已完成。我们建议，应该尽快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

    蒋经国翻看着说：“很好。我将这个方案提交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老兵回大陆探亲的事，你赶紧制订一个可行性方案。”

    过了不久，马英九在蒋经国的办公室处理完公务要离开时，听到身后蒋经国自言自语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要变啊！”

    马英九转过身去，惊愕地看着蒋经国的背影，猜度着“总统”将要改变什么。

    正在蒋经国思想有所松动，感叹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要变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给他求变的思想加了砝码。

    1987年初，外界风传蒋经国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定居日内瓦的蒋孝武前妻汪长诗及其父亲汪德官，决定马上飞台湾看望，与曾是亲家的蒋经国作最后诀别。他们途经香港时，汪德官的老友、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来到宾馆探望。黄文放有备而来，临走托付汪德官父女一盘录像带，请他们当面交与蒋经国。父女俩没有多问一句，欣然接受委托，当了“民间特使”。

    汪德官父女到了台北，蒋经国十分高兴，仍以“亲家公”与“儿媳”之礼待之，交谈甚欢。交谈中，汪德官瞅准一个最佳时机，将老友交托的敏感录像带亲手交给蒋经国，淡淡地说：“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您的。”

    蒋经国先是一愣，马上意识到老亲家本来与国共两边都有交情，又是一盘录像带，不会有什么风险，立即屏退左右，与汪德官父女一起观看。

    录像带是家乡溪口的风景片。电视屏幕上出现一幕幕既熟悉又久违的场景，吸引着蒋经国的目光。

    浙江奉化溪口镇，青山逶迤，碧水荡漾。溪口镇东口，是武岭门，门上“武岭”二字，仍为当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留笔墨，只是重新油漆得更加醒目。蒋家老宅子丰镐房，蒋介石的出生地玉泰盐铺、武岭学校、蒋氏宗祠、蒋经国住过的小洋房，均原封不动保持完好，并且修葺一新。白岩山上蒋母墓地，墓碑上孙中山亲笔题写的“蒋母之墓”，丝毫未变。溪口镇北摩诃殿附近的蒋介石原配夫人、经国生母毛福梅的坟墓，也经过修葺，当年戴季陶题写的“蒋母毛太夫人之墓”，历历在目……

    蒋经国看得目不转睛；汪德官父女看得眼睛挪不开画面。屋子里寂静无声。

    一组组画面掠过，旁观者的汪德官父女心灵受到震撼。蒋家王朝被共产党推翻已近五十年，对立政权的政府还将其祖坟、旧居如此善待，这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汪德官用余光悄悄扫了蒋经国一眼，只见他屏声息气，双目紧盯画面，纹丝不动。当屏幕上出现当地官员和民众祭扫其祖母、母亲墓的镜头时，他的眼泪竟止不住流淌下来。

    看完录像带，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发布了由“总统”蒋经国签署、“行政院长”俞国华、“国防部长”郑成元副署的“总统令”，宣布台湾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这意味着实行长达三十八年之久、为台湾人民深恶痛疾的“戒严令”终于被废除，关闭了数十年的“禁区”大门，终于被蒋经国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条缝隙。海峡两岸也由军事对峙状态逐渐转为非军事对峙状态。

    10月15日，“内政部长”吴伯雄奉蒋经国之命宣布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具体办法，决定于11月2日起施行。蒋经国批准的两岸开放政策，允许台湾非党、“政”、军人员赴大陆探亲、旅游，为冰封了近半个世纪的两岸关系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善举不但为两岸失去联系四十年的亲人提供了团圆的机会，也为两岸关系解冻踏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1987年12月25日，重病的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

    蒋经国佝偻着坐在轮椅中，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脸已浮肿得不成样子。突然，台下有人扯起白色横幅冲着他大声抗议，然后是更多的人响应起哄。他从没想到，重申推进民主改革决心的“总统致辞”，得到的回应竟然是台下急不可耐的民主人士的喧哗。在被手下拥离主席台前，他孤寂无力的双眼朝着喧哗嘈杂的方向停留片刻，说不出一句话，缓缓别过头去，满脸的落寞茫然。

    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心酸镜头，十九天后，蒋经国病逝。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到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斯人已去，容音犹在，变革未停，正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定“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英勇无畏的政治举措，也是他成就的主要历史功绩。在改革之前，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不忧虑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甚至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

    当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忧虑地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似乎看破看透一切的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句话让沈昌焕听了怔住了，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蒋经国身体每况愈下，正被初期民主改革乱象迷眼的他，迫不及待要开启两岸和平统一的大门，以便向历史作出交代。第一步已经迈出，蒋经国打算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老同学邓小平也迈出了步子。1981年7月，邓小平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借此向蒋经国释放信号，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因为金庸曾于1973年与蒋经国见面谈时政国事，比较“熟”，能够传话。在邓小平的感召之下，蒋经国没有无动于衷。

    这一天，蒋经国在大直官邸接见沈诚，开宗明义说：“你多次奔走于台湾和大陆之间，对中共的意见和我的意见都熟悉，你就先拟出一个第三次合作的方案来吧。”

    沈诚说：“遵命！大陆那边的领导人，也希望我对海峡两岸尤其大陆方面的财经问题及国共合作问题提一些具体的意见，以书面陈述。蒋总统的意图我是熟悉的，由于多次接触，对中共的设想和建议也熟悉。”

    蒋经国说：“那好，别回香港了，就在台北拟出来，交给我看。”

    过了些日子，沈诚再次走进官邸，坐下后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文件说：

    “受您之托，我已经将‘国是建言’拟好，改题为‘国是建议备忘录’，于8月交给了中共方面。现特呈您审阅。”

    蒋经国说：“我最近眼睛不好，你讲讲要点吧。”

    沈诚说：“主要内容有六点：（1）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2）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着；（3）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4）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5）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6）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蒋经国点点头，接过去放在一边。

    沈诚的“备忘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国是建议备忘录”进行充分商议的基础上，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又一次去台湾向蒋经国请示。

    沈诚说：“蒋总统，中共中央对‘国是建议备忘录’进行了充分商议，大陆全国政协邀请我到北京晤谈，您有什么指示？”

    蒋经国问：“你的‘国事建议备忘录’是否已送北京？北京方面有何反应？”

    沈诚说：“我确已送北京邓小平先生，反应还没有听到。”

    蒋经国又问：“北京领导中心，到底谁说了算？只怕北京政治一反一复，找错了对手。”

    沈诚说：“跟我接触的是‘二邓三杨’，邓小平、邓颖超，杨尚昆、杨斯德、杨拯民。”

    蒋经国说：“那你就去吧。该说的我早都跟你说过了，你多听他们说什么。”

    沈诚说：“为打破两岸关系僵局，我力主突破现行的‘三不政策’，否则就老在死胡同里徘徊。”

    蒋经国思虑着摇头：“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的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

    沈诚高兴地说：“这实际上改变了原来死硬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松动有利，我去大陆心里也有了点底。”

    不几天，沈诚已在北京吃烤鸭。

    是老朋友贾亦斌请他吃烤鸭。沈诚蘸着酱、卷着饼问：“贾先生，我既是经国先生的部下，也曾是你的部下，请你直率告诉我，大陆对和谈有没有诚意？”

    贾亦斌放下卷好的烤鸭卷饼说：“确有诚意。请你回去转告我们的老上司经国先生。”

    沈诚问：“何以见得？”

    贾亦斌回答说：“第一，50年代初，我们的口号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很明显是要用武力。后来，讲祖国统一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还有一种是和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和平统一放在了前面，而且申明武力只在万不得已如‘台湾独立’或外国入侵的情况下才会使用。”

    沈诚点着头又问：“还有呢？”

    贾亦斌说：“第二，你也许注意到了，大陆明确了今后要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怎么会在自家海峡两岸打起来呢？怎么可能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呢？”

    沈诚感兴趣地再问：“第三呢？”

    贾亦斌说：“如果我们用武力解放台湾，就要渡海作战。现代的渡海作战武器，必定是现代化的杀伤力极强的武器，用起来不仅台湾会变成一片焦土，临近台湾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必然遭到严重破坏。这可是大陆的经济发达地区啊！所以，和平统一是上策。”

    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沈诚重重地点头，烤鸭也放下不吃了：“你愿不愿意沟通？”

    贾亦斌坦诚地说：“你是说我跟经国先生的旧日恩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大局，我会从大局出发，不会计较个人恩怨，经国先生虽然在我起义后曾派人来杀我，但他对我总的是恩大于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