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个游人，一个有一点文化兴趣的游人，来到李庄的一些感受，这些感受或许是关于中华文化的一些联想，也许可以作为当地政府在李庄的文化开发期间的一个参考，或是希望对你们有一点点启示。

    其实我这次是第二次来到李庄，两个月前来过一次。听说这个地方好多年，读这个地方有关的资料书籍也好多年。但是其实不在现场的时候，这种感受还是不够强烈的。因为过去我们老是想，如果董作宾、傅斯年等，跟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相始终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来到李庄，他们只是进入到一个地方，我觉得不能构成今天李庄文化的全部面貌。抗战时期，不同的学术机构、不同的大学，辗转到桂林、长沙、贵阳、昆明、成都、重庆等不同的地方，但很多地方它并不能真正地产生像今天这样有魅力的李庄的故事。这就说明一个情况，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比如今天我们到昆明去讲西南联大，流传下来的故事并不是那么多，尤其他们跟当地互相交合、互相映照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建立许多。但为什么独独是李庄呢？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一下子产生这么多的学术机构，今天我们觉得它里头一定是包含了某种新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次去过李庄以后，我回去总在思考，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李庄时，谈到外来的学术机构，尤其是这些学术机构当中那些在中国乃至是在全世界不同领域的学术史上都非常有地位的知识分子时，更多是在讲他们的故事。故事当然是应该讲，但是我想可能我们在讲这些故事的同时遮蔽了某些东西——遮蔽了当地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如何接纳这些机构和知识分子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是“李庄”不是“张庄”不是“赵庄”呢？它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文化氛围，可以使得在李庄这个半城半乡的地方，由当地士绅出面邀请知识分子来到这里，并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帮助和方便？所以我觉得将来李庄的故事一定是一个双向的挖掘。我想，更深一点说，这里头其实蕴含了我们封建传统社会结构当中两个最重要的阶层在中国文明史上的最后一次汇合。

    西方有一个词叫“绅士”，但是中国不叫“绅士”，中国叫“士绅”。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旧社会当中，有两个阶层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是这个社会的中坚，一个用我们今天的说法是“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是在中国的乡村、小城镇。大家知道中国的古代，政府不像我们今天的政府这么大，政府真正有效的控制大概就到县一级。现在我们称为区、乡、镇这样的一些地方，过去大部分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村民自治”。“民”要是都像我们今天农村，大家实力相仿，有地有房，是不会产生精神领袖的。不过过去在乡村当中有一种“宗族制度”。由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久而久之一些土地会相应地向一些人手里集中，便出现“地主”。不管是宗族的族长、乡间的地主还是小城镇上某种商业领袖，这些人我们大概都把他们叫作“乡绅”。这些乡绅其实在大部分时候，构成了中国基层乡村包括乡村周围的小城镇的中坚，比如说李庄就是这种典型的乡村，它既是乡村也是一个商业城市。

    古代皇帝从中央开始任命直到县一级的官员，他便不再向下任命了。民国时期可能某一个人当过乡长、区长，但这恐怕只是名义上的，大部分还是以乡绅为主。由于抗战这个契机，李庄让中国的士和绅来了一次最后的结合，从而留下一段段“李庄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改天换地，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说“士”这个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还在。但是今天我们政府如此之完善，我们不仅从“县”开始，到了“乡”到了“镇”还要进“村”，从此以后，“绅”这个阶层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当中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李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乡村与城市，中国基层人民与知识分子，作为领袖的乡绅们与“士”的阶层最后发生的一段故事，而这个故事是这样美好和意味深长。

    从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暨红军时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词一“土豪劣绅”，而这个词是一个不好的定义。过去乡村里面有没有劣绅呢？也是有的。但是不是所有“绅”都是劣的呢？那也未必。否则千年以来的中国乡村是没有办法维持它的基本运转的。如果都当恶霸，都在打家劫舍、强抢民女，农民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从而乡村就会凋零不存在了。而中国乡村一直用这种方式延续到近现代是有它的道理的。“绅”这个字在汉字里代表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带子，引申为束绅的人。《说文解字》里面说用这个带子干什么呢——束腰正衣。其实我们穿衣服，就是仪表上要有所约束、规矩，让我们显出来一种庄严的样子。引申出来“绅”这个字，其实是这些人他们在生产、经商等活动当中都是对自己有道德要求的，尤其是那些大的家族。作为一个家族的族长，作为一个家族祠堂总的掌门人，他要凭各方面关系来协调相互之间的情感。如果只是依靠暴力，恐怕很难达到这种目的。主要还是靠一种“乡规民约”，靠一种延续的道德来约束自己。自古以来我觉得很好的是乡绅们有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他们在用“带子”来维系自己的道德传统。前几日我去到扬州，在一个老乡绅的院子里摘抄到一幅作为他们传家格言的对联，是这样写的：“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意思是我们一个家族要在一个地方不是只暴发一代、两代人，而是要在这传家几百年，真要立住脚、繁荣昌盛，便得多做惠及邻里的好事，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过去乡绅家中都有一个匾额，这个匾额大多是四个字——“耕读传家”，也有“传家无别法，非耕既读”。意思是说作为乡绅这种人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不是耕作就是读书。要使后代保持富裕，并不是传多少钱给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学会节俭和勤劳。“士”很多就是从这些耕读世家当中出身的，先成为知识分子，再去考科举。从我们四川历史上来看，有两个家族是最有名的。一是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状元”，他们在没有成为士之前就是当地的有名的乡绅；到了明代，杨世安一家也是。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恒产”指的就是土地。过去我们红军时代也在用的一个词一“土豪”，今天它又复活了，指那些没有文化或者不尊重文化的暴发户的。但在那时候乡间土豪是很少的，大多还是这种耕读传家的大家族在决定乡间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发展是一路走来的，有文化指向。当抗日战争爆发时，这些士绅们就懂得文化的价值。乡绅的身份很复杂：有的是商人，有些到了明末清初演化成了哥老会，有的当上了国民党的区长、乡长……这些都是乡村在新的时代中出现的分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同济大学一类的学术机构遇到困难时，很难想象，从这样一个偏僻的李庄发出电报邀请他们到来。我们要把李庄的故事讲好一定要讲好它背后的道理，而这个背后的道理恰好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最最重要的传统和阶层。我想和大家念念《留别李庄栗峰碑铭》——“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不因为发了财就不读书，他们传了八世依然勤恳兴旺“耕读传家”，不像今天我们说的“富不过三代”。“同人等犹辛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在战争时代做研究完全靠着主人的仁厚。当我在看这个短短的碑文时，念了三遍，非常感动。

    “士”的阶层故事很好讲，他们自己就有很大声音的发言权。佛经里说“大声音”就是在天上的声音。古诗里说“居高声自远”，士都是居在高处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总是传得很远。乡绅这个阶层在接下来的不到几年中，在我们的土地改革中，声音就消失了，大概将来也不会再出现。所以这些士的故事，这些知识分子的故事，这些背后的李庄乡绅们所带领的李庄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传统士绅从“耕读传家”中发展出的天然的对文化的追求、向往。有个外国的汉学家说过，中国的乡绅大多是儒家，所以他们自己对于现代科学的方式还不够了解，所以便有李庄人对同济大学医学院尸体解剖是如何惊诧的故事。这个故事该怎么讲？我觉得在讲这种故事的时候我们要基于对传统文化、对当地的尊重，我们要很正面、很详尽地去讲这个故事。一定不要在讲这种故事时变成简单的文明和落后、文明和愚昧的冲突，而把李庄当地人在这个故事中漫画化了。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历史学原则，叫作“同情与理解”。我们必须站在他们那个位置，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看待这个问题——那是文化冲突使然。如果我们过于简单化地描写会给来李庄的游客造成一种认知——“原来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地方”。如果这里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地方就不会有魁星阁了！北斗七星在转弯处的星就叫魁星也叫文曲星。为什么在李庄这个地方，没有求财却修了魁星阁？魁星阁为什么修得那么高，那是为了能接触到魁星的光芒，让这个地方文运昌盛。我第一次来，看到有一个魁星阁，我便觉得一定是有缘故的。所以在李庄故事的讲述中，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应该恢复当年士绅文化，只有这样互相的映照我们才知道中国文化活力所在，我们也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机构同时扎根在这个地方，出了那么多成就，尤其是在物质生活还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这对于当时困厄中的文化人来讲是一份巨大温暖和支持。李庄这种地方不光是大家来游览消费的，李庄有些内涵已经避免了我们跟别的古镇相似。昨天和一名主编聊天，他说了一句话很好：“要是一个文化人到这来不受感动那他就不是真正的文化人。”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中国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尤其中国古代士绅精神、气节、修身方式的一个教育基地、文化现场。别的古镇去过一次我就不去了，但是这个地方过阵子可以再来再看。对文化人来说，就像一个信徒到庙里去，去多少次都不算多，待多久都不算久。